
《初唐诗》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12月第1版
丛书名: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
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目录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序
致中国读者
初唐年表
导言
第一部分 宫廷诗及其对立面
第一章 宫廷诗的时代
第二章 对立诗论和隋代
第三章 隋代的遗产:魏征和李百药
第四章 太宗朝的诗人
第五章 王绩
第六章 上官仪
第二部分 脱离宫廷诗:七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
第七章 初唐四杰
第八章 卢照邻:宫廷诗的衰退
第九章 京城诗
第十章 王勃:新的典雅
第十一章 骆宾王:诗歌与修辞
第三部分 陈子昂
引子
第十二章 陈子昂的诗歌生涯
第十三章 《感遇》
第四部分 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680-710
引子
第十四章 文学机构
第十五章 在708年怎样写宫廷诗:形式,诗体及题材
第十六章 宫廷生活中的诗歌
第十七章 高氏林亭的一次私人宴会
第十八章 宫廷咏物诗
第十九章 其他应景题材
第二十章 武后朝的新歌行
第二十一章 杜审言
第二十二章 沈佺期
第二十三章 宋之问
第五部分 张说及过渡到盛唐
引子
第二十四章 张说
第二十五章 进入盛唐
附录一 宫廷诗的“语法”
附录二 声调格式
附录三 关于文献目录,作品系胪及资料选择
译后记
宇文所安简介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天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 。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中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既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徘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盛唐诗·导读》
唐诗的黄金时代
书摘·宇文所安
中国的批评家在划分文学史时期时,通常采用年号、朝代的名称,或诸如“初”、“中”、“晚”的朝代细分期名称。可是,当他们回顾唐代时,却将一个源于植物生长周期的新名称插入“初唐”和“中唐”之间。这一名称的采用,是文学史家超出平常的冷静而惊叹不已的表现:“盛唐”——“唐朝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朝代的诗歌曾经如此称呼。在后世读者看来,以玄宗朝为中心的这一时代,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是文化繁盛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他们的敬畏是有道理的:至少三位伟大诗人和十余位重要诗人的作品流光漾彩,使得任何读者都无法忽视。然而,这种特别的光彩也遮盖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庐山真面目: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留下后来的时代为获取其余辉而努力奋斗。
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信念,出现于九世纪,发展于宋代,牢固地植根于所有后来者的心中。后代诗人面对盛唐的催璨光辉,悲叹自己的黯淡晦昧。他们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它,就是激烈地反叛它,声称将忽视它,并按照自己的内在本性自由地抒写。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始终保持着固定不变的中心位置,规定着所有后代诗人的地位。
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王维的一些诗篇蕴含着一种寓意:山寺的自然美的存在,是为了将访客引向隐藏在诱人外表后面的真理。与此相似,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也不是其本身的目标,而是为了诱使人们进入这一时代并认识其真实本质。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
要坚持盛唐是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就必须对三个重要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不能将这一时代等同于李白和杜甫,两位被后代读者看成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文学史并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较为谨慎的做法是将天才安置于其基本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王维和孟浩然由于对隐逸主题的共同爱好而经常被后代读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时诗坛的背景却表明这两位诗人相去甚远,他们在诗歌修养、感觉和才性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
其次是关于时代风格的一般问题。保守的文学史家幻想时代风格是一种完全一致的实体,具有方便的固定年代。另外一些人则不相信任何时代的标志,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诗歌鉴赏的东西。但时代风格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一位敏感的中文诗或英文诗读者,能够摆脱语言、风格及文学背景所体现的历史感,这是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令人愉悦的组成部分。然而,时代风格又是无形的、多侧面的、相互渗透的实体,并不容易界定。它们在分界处体现得最明显:新的观念、有影响的诗人或各种再发现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引起诗歌的普遍变化。这些分界线是高度渗透的:新风格的起源和旧风格的延续在这里最清晰地显现。大约在715年至725年间初具规模的盛唐诗,显然衍生于初唐风格;同时,这一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正是基于许多初唐诗人对自己时代诗歌的不满。在分界线的另一端,盛唐最后一位主要天才杜甫去世后,盛唐风格仍余音不绝。直到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复古的关注重新兴起,这才真正进入了中唐。但这一分界线决不是绝对的:保守的诗人继续写着王昌龄风格的边塞诗,而激进的革新者在形成新诗歌的同时,仍然盯着李白和杜甫。
其三,盛唐神话的最严重危险是被切断其内在发展过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盛唐诗的丰富多彩一部分确实是由于诗人个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七十多年历程中文学发展演变的结果。成熟于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诗人对于诗歌和诗歌传统的观念,与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是迥然不同的。在八世纪二十年代,诗歌是一种优美圆熟的技巧,从理论上说可以用来激发深刻的道德和文化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几世纪来没有出现过无可争议的大诗人,这就给天才的出现留下了宽广的空间。而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却面对着二十年来所创造的宏丽遗产。因此,杜甫面对其直接前驱者的特殊体验,是年辈较早的孟浩然从未有过的。
除了单纯的描述职责,文学史还应当研究诗歌的各种标准和变化过程。我不打算用一系列新特征来界定时代风格,而是设立几个普遍性的关注范畴,以之贯穿整部书。这些关注范畴大致地将盛唐与其前后的时期区别开来,同时又容纳各种促使盛唐风格多样化的个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