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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庐山逢盛事,诗词全集铸辉煌————《庐山历代诗词全集》的整理出版

  庐山乃天下名山,又称“人文圣山”,诚如唐代王贞白诗云:“岳立镇南楚,雄名天下闻”(《庐山》)。历代咏庐山诗究竟有多少,向来推测有二千、四千、八千、一万首诸种说法。直至最近有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才有比较准确的说法,迄至1949年为止,庐山诗词16000馀首,作者3500馀人。这是地域文化与文学极为丰厚的一笔遗产,也为“人文圣山”作了最好的诠释。

  庐山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庐山成为文化名山,始于中古。晋室南渡,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处于水陆要冲的庐山地位现。东晋慧远在东林寺结白莲社,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活动中心,唐宋时庐山佛宇多达360所;南朝陆修静在山南开创南天师道;南唐在白鹿洞创办庐山国学,宋初改为书院,经朱熹修复,名扬四海。从此,庐山佛道儒文化相互影响而传承不绝。

  千百年来,庐山以其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博得人们的青睐,多少名诗人为庐山而折腰而赞咏?

  最早的庐山诗作者是东晋高僧慧远,他眼中的庐山,却有几许仙气,“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游庐山》)。陶渊明归隐田园,“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中的“南岭”,是陶渊明隐居庐山下的最有力佐证。慧远《庐山记》云:“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第一个登上庐山顶峰的是山水诗创始人谢灵运,所作“积峡忽复起,平途俄已绝。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诸诗句,可见当时登山无道、人烟稀少的状态。尔后,鲍照、江淹、范云、何逊、阴铿等相继歌咏庐山自然之美与气候之宜人。晋至南朝,庐山诗作者有40多人,近二百首诗。         

  唐代诗歌繁荣,近体诗的产生,为诗人写山水增添了又一新的体式。诗人到庐山寻找栖息地,寻求与山水的和谐。诗仙李白三次来屏风叠隐居。所作《望庐山瀑布》流传最广,其《庐山谣》气势恢宏,是盛唐诗风张扬踔厉的表现。地因人重,正如元代刘仁本所说:“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李白之诗”(《东湖唱酬集》)。诗圣杜甫,晚年颠沛流离于江湖时,也有“隐居欲就庐山远”(《留别公安太易沙门》的念头。白居易谪居江州,建庐山草堂,度过了一生创作最为丰收的时期,有三百多首诗,其中有名作《游大林寺》、《琵琶行》。唐代二百多位诗人留下了一千多首庐山诗,其中著名者张九龄、宋之问、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刘春虚、钱起、李颀、顾况、韩愈、孟郊、贾岛、温庭筠、郑谷、皮日休、杜荀鹤。

  宋代庐山,更成为诗人歌咏的磁力场、驰骋才华的竞技场。其游览线路和景观也大有拓展。秦观南迁途中,夜泊山南的宫亭湖,梦见散花天女对他说:“闻道文章妙天下,庐山对面可无言?”(慧洪《冷斋夜话》)梦境是他创作欲望的潜意识反映。晁补之游庐山南北后说:“尽是庐山佳绝处,不知何处合题诗”(《望庐山》)。则道出了游历审美的愉悦感与作诗的压力。

  欧阳修自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作—《庐山高送同年刘中允之南康》,以突兀高远之笔,展示庐山之峻秀。此诗在当时“人能诵之”(李常语)。黄庭坚说:“庐山之美,即备于欧阳文忠公之诗中,朝士大夫读之慨然,欲税尘驾,少挹其清旷而无由”(《跋欧阳修〈庐山高歌〉》。清翁方纲认为:“庐山诗,欧阳子一篇最著。”

  元丰间,苏东坡入庐山,起初不欲作诗,因见山谷奇秀,灵机触动,竟作了二十四首诗。清沈业富赞誉他的诗:“流水空山花自开,坡仙好句此中来”(《题匡庐观瀑图》)。其诗或写景随物赋形而兼得神似,或借山水以议论而寓哲理。《赠东林总长老》一诗,借溪声山色发挥他对佛理的感悟。咏庐山名作《题西林寺壁》诗,与前一首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黄庭坚认为大得禅理:“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能吐此不传之妙哉!”文人好寻本事,《西溪丛语》认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诗句,化自南山宣律师《感通录》:“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其实此句有更早出处,慧远《庐山记》中说:“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此诗仁者见智,智者见智,成为哲理诗的代表作之一。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政务之馀,每陪来访者游山:“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游白鹿洞》)。所作庐山诗80余首,咏白鹿洞诗就有14首,修复书院的欢悦在诗中不难寻绎:“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

  有宋一代,庐山诗有1600多首,范仲淹、王安石、苏辙、李纲、岳飞、范成大、张孝祥、刘过等大诗人都为庐山留下瑰丽诗篇。更难得的是,苏轼、晁端礼、秦观、晁补之、毛滂、吕渭老、朱敦儒、向子諲、张孝祥、辛弃疾这些在中国词史上赫赫有名者,也都以新兴的词体题咏过庐山。文天祥自岭南被押送北上,至庐山之南而作《念奴娇·南康军和苏东坡酹江月》词:“庐山依旧、凄凉处、无限江南风物。空翠晴岚浮汗漫,还障天东半壁。雁过孤峰,猿归老嶂,风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心境悲怆,更外化为风物的凄凉。注目庐山,屏障半壁江南,坚信地灵必能出现人杰,挽狂澜于既倒。此词可说是为宋朝廷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曲挽歌。

  元代庐山诗仅500多首,作者200多人。题咏名人有赵孟頫、揭傒斯、虞集等。元代政治黑暗,所以有关隐逸内容的庐山诗较多。此期间,道教受到朝廷扶持,庐山道教诗以及相关内容也较多。

  元末,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胜陈友谅。明代建立,洪武登基,为了在庐山制造神秘的光环,建御碑亭、敕祀大天池寺,敕封庐岳,使庐山又一次成为各地诗人前来瞻拜之地。过去人们很少涉足的仰天坪、汉阳峰、五老峰顶、含鄱口、三叠泉也逐渐成为流连吟咏之地。明代的诗作者与诗的数量远胜以前,1千多人,诗作4800多首。前七子首领李梦阳,官江西提学副使时,修复白鹿洞书院,重修陶墓陶祠,作了十多首诗。正德间,王阳明平宸濠乱后,遍游庐山南北,赋诗刻石。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吴国伦、宗臣,明后期文坛领袖王世贞,公安派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竟陵派首领谭元春、阳湖派恽敬以及王思任等,莫不来游而为之折腰。还有张以宁、王、刘基、宋濂、胡俨、杨溥、杨士奇、李时勉、曾棨、唐寅、邵宝、汤显祖、董其昌、陈继儒、徐祯卿,或为政治家,或文化名臣,或大戏剧家,或大画家。明高僧紫柏、憨山两大师都曾在庐山多年,兴复寺院,同时也作有大量诗文。

  清初,不少明遗民来庐山隐居或游历,有的出家为行脚僧来山漫游,如方以智、屈大均等。康熙四十二年,开先寺僧心壁渊在松江迎候康熙。见其对答如流,康熙帝大悦,将开先寺赐名秀峰寺,并赐御书《般若心经》、江淹《从冠军行建平王登香炉峰》诗。江西巡抚张志栋遵旨护送其翰墨至秀峰寺刻石,使庐山更受到朝野的重视,为寺院增添了荣耀,也为诗人增添了新的题材。

  清代庐山诗作者900多人,诗作5千多首。神韵派王士祯、肌理派翁方纲、性灵派袁枚,都曾来庐山,在写庐山之美的同时,体现其所倡导的诗风特征。还有大诗人龚鼎孳、施闰章、宋荦、蒋士铨、洪亮吉、吴嵩梁、魏源、高心夔等都有咏庐山名篇传世。著名诗人查慎行还有专集《庐山游草》。

  嘉庆二十一年,黄爵滋、徐湘潭等五人游庐山,登五老峰顶,雀跃歌啸,编有《庐山纪游集》,有人为之绘《游庐五少图》,海内众多友人为之题咏。

  光绪间,易实甫隐居三峡涧旁筑匡山草堂,二次邀陈三立、梁鼎芬、陈炽、罗运崃、范仲林等人来游,编为《庐山诗录》。这是三人山水诗的丰收期。易顺鼎将《庐山诗录》呈其师、两湖总督张之洞点评,得到极高评价。

  光绪间,英人李德立租借牯岭长冲进行地产开发,牯岭遂成英、德、法、美、俄人消夏避暑的乐园,激起国人的义愤。陈锐诗中说:“缁流啖微利,舍地鬻夷羯。夷狡复接踵,来去势兀兀。饮濯腥山泉,椎凿痛山骨。遂令清净场,莽为羊犬穴”(《忆庐山》)。僧人贪图小利,出卖地皮,外人在山恣意妄为。诗人为之忧虑万分,更愁国力太弱。其时欧阳述也有诗叹曰:“楼阁连山俨割据,腥膻满眼谁驱除”(《五老峰顶放歌》)。盼望收复租界,让美丽庐山恢复其灵秀。

  清末民初,中国人络绎而来牯岭建别墅、旅馆,交通也进一步改善。牯岭成为一处宜居山林城市,尔后成为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这是古代未曾梦见的景况。谭延有诗曰:“苏黄朱陆不到处,涌现楼台忽此山。无数峰尖云海里,岂知培嵝在人间”(《牯岭》)。由于能在牯岭居住较长时日,有了更多时间作诗。大诗人杨圻、康有为、黄炎培、陈叔通、夏敬观等莫不与山结缘而有诗,“游人到此总诗狂”(传常诗句)。

  较前不同的是,以牯岭一带为题材的诗在庐山诗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大诗人陈三立在牯岭居住四年,写了百余首诗,编有《匡庐山居诗》。诚如曹经沅所说:“名山与名宿,踪迹累相依。”庐山诗坛的异常活跃,也出现在上世纪二三年代。1923年、1932年,佛学大师太虚两度来牯岭讲演。《大林寺唱和集》等。三十年代初,李拙翁发现石刻“花径”二字,建亭保护,向各界征诗,编出《花径唱和集》两集。1933年“万松林雅集”,以政界与文化界名流为主,拈慧远庐山诗为韵,赋诗者多达七十余人,有李烈钧、邵元冲、戴季陶、曹经沅、吴宗慈等,编有《庐山癸酉雅集》。自1912年至1949年,虽仅三十馀年,但庐山诗作者多达670人,诗作2500多首。在新诗兴起的时代,旧体诗仍如此繁盛,其原因与庐山其时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背景不无关系。即就白话诗而言,此时期也有8位诗人为庐山作了50多首新诗。诗人徐志摩不仅写有6首诗,而且他与诗坛耆宿陈三立偕游鹞鹰嘴、五老峰,成为诗坛一段佳话。

  庐山融云、石、泉、树和峭、秀、高、逸于一体的自然美,与促人怀古、发人遐思的瑰丽传说、丰富的佛儒道文化,吸引了历代诗人来山游览,供给他们以不尽的题材,激发他们的诗兴。诚如康有为所说:“自太白、东坡以还,名士如鲫,佳句如林。”诗人得庐山之助而驰骋才华,借庐山以寄寓怀抱:“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庐山,处处有诗,代代有诗。所咏自然景观内容,大抵以咏庐山峰谷、泉瀑、云雪、花木为主。咏人文景观方面如寺院、道观、书院、藏书处等。

  历代庐山诗词再现其雄丽而幽隽、峭秀而神奇的风韵,在将人们带入山光水色、朝霞夕晖境界的同时,更体验哲理,表现诗人自己的襟怀,并反映了当时人的自然山水观。庐山因诗人而增胜迹,因诗而美化风姿,而蔚为壮观,播其声名,同时大大丰富了庐山历史文化。庐山以其诗作之多、诗篇之精彩,为中国诗史增添了瑰丽的一页。虽然天下名山都无一例外地留有诗人们的足迹和吟咏,但任何一座山,就其吸引诗人的数量和拥有诗篇的质量总体而言,都远不及庐山。对于学术界来说,研究名诗名词的发生、传播,乃至研究庐山的地貌、生态、历史、文化、交通、生活状况,研讨名人与庐山、诗人心态,考察庐山的发展变化,庐山诗词都有着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价值,是有待挖掘的艺术富矿。

  庐山以其峻伟的风骨、飘逸的神韵,使诗人将此山人格化、艺术化、知识化,并引为契交知音。南宋杨万里因见庐山而联想到隐居在此的高士刘凝之:“见了庐山想此贤,此贤见了失庐山。”清代赵翼则以庐山比拟江西诗派诗:“江西诗派江西人,大都少肉多骨筋。庐山亦复犯此病,青孱片片摩青冥。”庐山正是以其峻峭嶙峋、磊砢不群的风姿树立其鲜明的个性。“犯病”之论,似是捕捉了其瘦峭特征的反话。诗咏庐山,庐山也似诗人。清苗皇与顾贞观在一起谈论时说:“五岳之外有庐山,犹六经之外有《庄子》《离骚》。”近代金松岑则高度概括说:“泰山似圣,黄山似仙,峨眉山似佛,庐山似诗翁。”

    编集庐山诗词,代有能人。在不同版本的《庐山志》“艺文”部分中,均收录大量诗词。作为诗词专集,最早有南宋董嗣杲所编《庐山集》,其后元代僧性空按诗之体裁编有《庐山外集》。清乾隆间吴必元编有《庐山白鹿古迹诗选》。

  1933年吴宗慈编撰《庐山志》,收有庐山诗2135首。稍后编有《庐山志副刊·庐山历代诗广存》,收入他编《庐山志》时未收诗。1947年吴氏再编《庐山续志》,收入晚清至其时人134首诗。由于战乱不已,搜访不易,条件有限,不少诗失收。对此,他在诗注中说明:“以上近人诗甄选既少,难免遗珠。其间非有褒贬去取,因搜访不易也。尔后有所得,当续补选。”

  跨入二十一世纪,编辑《庐山历代诗词全集》这一大型工程,成为庐山党政领导、文化人、有识之士的讨论话题。人们认识到,庐山历代诗词的收集整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江西文化内涵,挖掘并利用庐山文化资源,增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力,推进文化的繁荣,旅游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具备了编辑全集的条件。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遗产的整理,更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庐山旅游事业进一步发展,交通、通讯更为便利;再是馆藏文献资料日益丰富,近三十年来,有不少大型古籍总集、别集、丛书或整理或影印出版,不少电子文档本陆续问世。还有《庐山历代石刻》之类书的出版,并可辑录文本之所无,参校文本之讹误。这些都为庐山诗词的搜集大大提供了便利。全集的编辑始于2007年,制定体例,搜集编排,校勘注释,全力以赴,力求全而不漏,或集中人力,或分兵作战,工程量之大,问题之棘手,有时难以想像,因而多次召开会议磋商,群策群力,前后三年,终于竣工。全集分为十二册精装,它的出版,为庐山诗集空前未有之规模,是庐山文化煌煌之盛事,也是中国第一部名山诗词全集,我们更瞩目其他名山还有后继者。

   

                                                                                                                                            (胡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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