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主页
您目前的位置: 首页» 新闻信息» 观点争鸣

庄严:深情高韵出清新——《胡迎建诗书画精选》解读

深情高韵出清新

?——《胡迎建诗书画精选》解读

庄严


  诗词作为一种抒情的文学体裁,从《诗经》起,抒发深挚的感情便成为诗词的灵魂。审美心理学和社会学表明:一人的感情都是在生理化、社会化、历史化的进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情感或感情也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三段式:“质朴纯情——深邃情思——悲悯情怀”。但这个“三段式”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与历史对应的形态:从《诗经》到《楚辞》,可以视为“质朴纯情”的阶段。从西汉到北宋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民族感情起伏激荡,可以视为“深邃情思”的阶段。从南宋到现在,经过社会不断的变动与变革,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达到了“悲悯情怀”的境界;二是与主体相对应的形态:任何一个诗人、一个创作主体的情感抒发和生命表达,都必然受到不同生态、不同生命体验、不同人生感悟的制约与影响,从而抒发和表达的形式和力度也就必然产生较大或很大的差异。如果把唐代看作一个分界线,齐梁诗风,延及唐初,由重感情一变而为重声律,以致造成陈子昂所说的“兴寄都绝”的局面,但自唐以来,历代真正的大诗人,都是敢于突破传统的创新者。被我国已故美学大师宗白华一并推崇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莫不如此。可是,明代以后,诗坛的因循、沿袭之风,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较大范围内,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历史的重演。横空而出的胡迎建为代表的新一辈,他们牢记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脉”这一重要的启示,敢于一手伸向优秀传统,一手握住现实生活,豪迈地踏上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诗词创作之路。他们善于把传统中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和已经丧失活力的东西区别开来,把握传统的内在发展性和自我更新性,因而他们的诗词既有古典韵味的品尝,又有当代精神的飞扬,几乎这本精选集里的每一首都能提供确证与现场。笔力矫健,云起墨涌,满纸溢彩流光,字字珠玑,熠熠生辉。那种力透纸背、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完美运用,浑似天然而又无迹可寻,真令人在赏心悦目时叹为观止,为之倾倒。诗书画皆精,其中的神韵风采,我想真是大家手笔、大家之作,是高雅的艺术,已显示出独领风骚、傲视群伦的风范。
   书画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是我国文化的一种本体性象征,而对于任何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的书画家来说,则是人生修养过程和人格锤炼过程的有机结合。同时,一个有所建树、有所贡献的书画家的背后,都必然离不开崇高的精神导引和丰厚的文化支撑。
  众所周知,我国历来认为认为:“气韵”是书画的灵魂。按我的认识与理解,它至少有三个层面或三个层次,(1)宇宙元气,也说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世界就是空间时间事件的总和。”如何把握和运用这种气,取决于书法家的生态环境与生命体验。(2)生命精气,包括书法家本人的性情之气,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所说:“笔情墨趣,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当然,这和书法家健康的体态与心态也密切相关。(3)书卷灵气则是书法家文化修养和人格函兴奋剂的综合体现。我们从胡迎建的书法便不难看出,这“三气”在他的作品中的充盈与涌动。其朗润萧散之风神,得益于胸藏万卷之书卷气。初看,有些似像王羲之的《兰亭序》,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浩浩荡荡,细看更像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真可谓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精彩纷呈。他的每一幅山水画令人拍案叫绝、引发人无限暇思,恍真示假,虚中藏实,光与影、角度与亮度,处理都恰到好处。观其画,似乎在群山突兀、万壑峥嵘中集中表现一座孤峰,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更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艰辛与舒畅,最高峰似乎是要剌破苍穹,有飞出画面的撼人心魄的动感,让人目眩神摇,血脉贲张,仿佛云海波涛。飞瀑流泉都在生生不息,整个画面都象活动的一样。
  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得好:“以书法透入于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纯。”因此,胡迎建笔下的字,既是纸上的画,又是心底的诗;他腕下的画,既是落纸的云烟,又是动心的乐曲。一句话,主体的审美意愿都融化在纵横自如的笔墨线条之中,营构出万象之美与生命之美。在中国艺术史上,诗书画三绝集于一身的人,代不绝书,迎建可以说是其中比较年青的一位。假如要探究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或文化现象的基因,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以下两个基本点。
  第一,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往往存在着可以相互沟通、相互转化的潜伏因素。西方现代诗鼻祖、德国伟大诗人波德莱尔曾深刻指出:“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不管它修饰得多么得体,多么得体、多么巧妙,它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微妙之处。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但这一规律又必须与具有独特性灵的艺术主体相结合,林语堂说得好:“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迎建正是在规律性与主体性相互契合的条件下达到如此的造诣与成就的。
  第二,现代文化生态学与西方文化生态史观都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即使我们不赞同后一学派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张,但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力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早在唐代,王勃就在《滕王阁序》里提出“人杰地灵”这个文化生态的命题。远的且不说,仅从宋代以来,江西便一直是人文荟萃、才俊辈出之区。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风靡天下,沾溉后世,至今仍有积极一面的影响鼓动在诗词创作的创新意识中。而从陈三立到陈寅恪,近现代一辈学贯古今中西的学人,为中国文化、文艺的新崛起,乃至为与世界文化接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国著名学者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形象地阐明了这一道理:“艺术家本身连同他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整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流派或艺术家家族。”其实还应包括不同时、地但有传承关系的艺术流派或艺术家家族,胡迎建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氛围中脱颖而出。恰好应了一位当代哲人的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迎着朝阳起飞的雄鹰,正跨过赣水鄱湖,呼啸而前。
  
   本文作者:安徽师大教授,著名诗论家,著有《中国美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