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文學之不幸與新文學之可悲哀
──二十世紀對於胡適之錯解及誤導
施議對
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邉樱嘟褚寻耸N年。這場邉釉瓉碛砂屠韬蜁饨皇∷l。五月四日,北京十幾所學校學生三千餘人,聚集天安門,所提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佟!菇鹚畼蚰县Q起一面大白旗,上寫一幅對聯。曰: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目標乃針對著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人。後來,這場邉友葑優橐淮挝幕锩C珴蓶|說:「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新民主主義論》)這是中國為二十世紀所創造一件偉大作品。
首舉義旗,適之胡適
八十多年來,對於這件偉大作品的解讀,曾令學界不斷造成困擾。尤其是舊文學與新文學,至今尚有許多問題糾纏不清。因而,作為「首舉義旗之急先鋒」(陳獨秀語)──胡適,自然有些不堪。無論生前,或者身後,似乎都一直遭到圍剿。以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實際上至其將死,仍然不知如何與眼下這一鬧嚷嚷的大千世界相適應。而作為經過革命風雨洗禮的學界,同樣,也不得安樂。
「五四」之前,留學美國七年,胡適已為文學革命做足準備。一九一六年,有《寄陳獨秀》一函,提出革命口號,並列舉八事,為其具體主張。此函刊《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陳獨秀稱之為「今日中國文化界之雷音」。依照陳氏意見,胡適將此函「衍為一文」,成《文學改良芻議》,於《新青年》第二期第五號刊發。此文雖較為溫和而謙虛,但仍然被當作「一個發難的信號」(鄭振鐸語﹞)。五四期間,胡適與陳獨秀齊名,其道德文章所體現革命精神,不僅受到青年學生崇拜,而且孫中山、毛澤東乃至魯迅,對其皆十分讚賞。要是歷史就此為其畫上個句號,說不定胡適這個名字即可與「偉大旗手」並列。只可惜,造化弄人。在許多方面,無論新與舊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或者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胡適皆處於極其尷尬位置。八、九十年間,不是其思想、行為錯位,就是別人之思想、行為錯位,罵之、捧之,覆去翻來,真有點讓人啼笑皆非。
胡適曾經自我標榜:「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見解,則是從西方人。」(《藏暉室札記》)但是,無論於那一方面,始終似皆未曾討好。私人事情且不說,只說出處大節。一九三七年九月,就任中華民國註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第二年,有照片贈友,並題詩曰: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政治上,其取向似乎已明白剖示。任滿歸來,效力黨國,亦頗獲蔣中正器重。於是,一九四九年以後,逃亡美國,即被中共當作反動派及辯護士而痛加批評。所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當不難理解。但是,另一方面,亦即被批判之同時及其後之一系列遭遇,卻頗有點難以理解。例如:在紐約當寓公,胡適既以民主鬥士姿態出現,要求西方國家不應貿然承認中共,又不肯放棄學者身份,經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借書,繼續考證《水經注》。唐德剛說: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然而,「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石原皋《閒話胡適》)。凄清困窘現實,令其深切體會到金錢的重要。因曾向其忘年友唐氏說出一句心底話:「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一九五八年四月,由美轉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仍然被當作個人自由主義之象徵,但四面受敵,令得其難以高談「民主自由」,不得不提倡「容忍」,以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與自由》);並令得其心臟病不斷發作,終於在捧與罵之噪音中未能容忍而倒下。此等遭遇,當並非胡適所能預料。至於大陸,胡適所遭遇,同樣亦並非所能預料。在其生前,中共既已在政治上對其極右傾向痛加批評,又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其極左那一套。諸如對於舊文化、舊文學之解讀,處處都曾打上胡氏印記。而在其身後,所謂「胡適熱」,彼岸亦遠遠比不上此岸。此二種非所預料,合而觀之,便是我所說難以理解之意。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一九一九年間,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所提出口號,乃有關方法問題之通俗表述。只十個字,簡單扼要,至今似已經家喻戶曉。例如,上文所說預料,實際上就是一種假設。胡適一生,執著於這一方法。拼命地做人,拼命地做學問。在許多問題上令人難以理解,所謂德業、事功、言語,三者未必可不朽。但我相信,這十個字也許將繼續流傳而不朽。這也就是說,胡適所留下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半部《白話文學史》及其他著作,可能或者已經被後來者所取代,而其所標榜方法,卻難以取代。
就文學研究而言,胡適將中國文學一分為二:一為生動之活文學,一為彊化之死文學。毫無疑問,這當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其劃分依據,為表現工具,即語言。比如白話或文言。這就是胡氏文學觀。據此,既可以打破此前依朝代或文體討論文學演進之慣例,重寫文學史﹝參見陳平原《胡適的文學史研究》﹞,又可以為新文學之開創與建設,提供樣板。其雄心可謂大矣。而且,就胡適本身而言,亦並非只是假設而已。在新與舊爭鬥其間,胡適乃以極大勇氣,努力付諸行動。這是胡適「為大中華,造新文學」之理想與追求。
但是,八十多年來,胡適之所付出,似乎有點徒勞。一方面,治新文學者,不把胡適當一回事,以為幾首白話詩,乃「小腳放大」(嚴家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問題》),枉費其苦心;另一方面,治舊文學者,避重就輕,避難就易,借機「解放」,亦誤會其用心。於是,當今詩壇,新體白話詩苦於尋覓不到生路,「白話舊體詩」──大量不講格律之「格律詩」,泛濫成災。亦即,舊文學被當作死文學,白白挨了一刀,新文學之作為活文學,活得並不怎麼精彩。這不知乃誰之錯。但願二十一世紀,能夠重新來過。
──原載香港《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