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诗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于1980年,是新诗史上第一份理论刊物,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全国唯一的新诗理论刊物。《诗探索》自面世之日起便由于经费问题而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此后也一直在艰难中行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曾有过数年的中断,而后于1994年复刊,复刊后又数度遭遇较大的生存危机,但终于能够克服困难、峰回路转并顺利出版至今。《诗探索》自创刊起即广受关注,以其刊文介入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关于诗歌的发展走向等重要问题的讨论,此后也深度地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变革,在所有重要的“诗歌时刻”从未缺席。在《诗探索》上发表了众多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理论、评论文章,办刊者组织、参与了诸多诗歌活动、会议、奖项,团结了老、中、青数代新诗研究者和写作者,扶助了诸多年轻人的成长。本文拟结合《诗探索》的发展历程,讨论《诗探索》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契合以及精神层面的共鸣、共振。
《诗探索》面世于1980年底,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学者谢冕主编,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份专门的理论、研究刊物,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诗探索》最初拟定为“季刊”,实际出刊过程中时有延迟现象,自1980年底至1985年7月,《诗探索》共出版12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前5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后7期,之后由于经费原因难以为继,不得不暂时休刊。
《诗探索》的出现本身即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与这一时期的诗歌转型、变革相同步,《诗探索》办刊者以较大篇幅关注、讨论作为新生事物和生长性力量的“新诗潮”,发表了诸多文章。《诗探索》有很大的包容性,鼓励不同观点的交锋,但其主导性立场无疑是支持变革、鼓励“探索”的,是与青年诗歌创作者站在一起的。这里面既体现着作为历史青春期标识的“时代精神”,也体现着作为刊物核心精神特质之一的“探索精神”。谢冕在回忆文章中谈及《诗探索》与“1980年”的关系:“《诗探索》创刊于1980年。记得它的创刊号是在这一年的年末,当时我们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要赶着在1980年之前宣告《诗探索》创刊”,“我们认定,这个刊物只能、而且必须在非凡而伟大的1980年创刊。《诗探索》注定只能是1980之子!”因缘际会,《诗探索》最终成为了“1980之子”,这颇具象征意味。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诗探索》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由谢冕执笔,充满了探索精神、自由精神并且激情洋溢:“唯有探索,方能前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探索之无止境,正与前进相同。这是已为生活发展的历史,也是新诗发展的历史所昭示了的。”谢冕将《诗探索》的办刊理念概括为“自由争论、多样化、独创性”。此主张体现了时代变革的光辉,是自信、勇气和襟怀的体现,也是对《诗探索》刊物精神的概括。
这一时期的《诗探索》所开设的主要栏目有“新诗发展问题探讨”“诗的美学”“诗人(诗作)研究”“诗艺(谈)”“诗人谈诗”“诗坛新秀”“新诗研究史料”“名诗欣赏”“新探索”“古典诗歌新探”“诗窗”“新诗品”“诗海揽胜”“学诗园地”“诗通讯”等。这些栏目并非每期固定不变,而是动态、流动性地出现,栏目的覆盖面较广,涉及了新诗研究的诸多向度。其中有些栏目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名称有所改动但内容大致相同,可以说奠定了此后《诗探索》在栏目设置方面的基本范围和特色。这里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诗发展问题探讨”(第9期起改为“新诗发展问题论坛”),在这一阶段的12期中该栏目共出现了10期,是出现最为频繁且占据篇幅最大的栏目,“‘新诗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对于那一时期‘朦胧诗’的争鸣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此高密度地推出大量争论文章也印证了这份诗学理论刊物的重要性”。此外,“诗人谈诗”“诗人诗作研究”“诗坛新秀”“新探索”“新诗品”等栏目均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有关,栏目里的文章有的是直接的阐发、论述,另外的一些比如对新人新作的评述或者诗人的自述也与新诗发展的现状、走向等问题息息相关。由此可以看到,《诗探索》是具有明显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的,它以新诗的发展走向及其前途命运为己任,深度介入了这一时期对于诗歌发展演变的讨论、争鸣。
相对来说,《诗探索》比较大胆地刊登了当时较为年轻、具有探索和实验色彩的年轻诗人的一些言论。比如《诗探索》曾组织参加诗刊社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行座谈,此后以《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之题将座谈会内容发表于《诗探索》创刊号,其中的一些内容在当时的语境中可谓大胆、超前,可以看出当年诗歌观念的新变的确已很明显。当然,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氛围中,《诗探索》也必然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其受到非议也在所难免。杨匡汉曾回忆道:“事后有人告诉我:‘《诗刊》内部有人说,好不容易把他们引导过来了,《诗探索》又把他们引导回去了。’”在当时这种观念上的论争并非罕见,而是普遍存在的。就当时有关“朦胧诗”“新诗潮”的讨论而言,观念的分歧与论争尤为明显。对于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创刊号即发表了两篇与之争鸣的文章,这无疑是胸襟与气度的体现,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表征着《诗探索》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1981年初孙绍振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是这一时期另一篇影响巨大的“崛起论”文章,《诗刊》随之对其进行了批评。《诗探索》也加入了讨论,在该年第3期上发表了4篇争鸣文章,观点两正两反,刊物的态度虽颇显“中立”,但事实上已经显示出其有着与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不尽相同的立场,这颇值得玩味。随后第4期“新诗的争鸣”栏目,尤其鲜明地体现出编者对于青年创作、诗歌探索的同情与支持。治芳指出,“诗,正在‘复归’——正在恢复它的本性,恢复它的固有面目”,“诗在‘复归’,诗在复活,诗在前进”。商伟则指出:“在诗歌领域里从来都不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它的风格,流派及其美学追求都应该是多样的,各有特色而绝不相混的。”应该说,其中所体现的诗歌观念与精神向度,是“向前看”,是与时代之变、诗歌之变同步同频的。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新诗潮”的发展如是,《诗探索》的发展亦如是。它也曾被“约见”,并发出《加强诗歌内容的时代性》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在此后一定程度上收敛了“尺度”,更强调讨论的学术性、学理性,减少倾向性、立场性的表达。但是,青春的火种已经播下,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春天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虽然《诗探索》在80年代中期不得不暂且止步,但中国新诗依然高歌猛进、阔步向前。
《诗探索》在休刊之后并未完全停止活动,不仅仍举办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也一直在寻求恢复出版的可能,虽多方尝试但终归未能予以落实。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92年,其间虽不无偶然性和戏剧性,但最终促成了《诗探索》于1994年初的正式复刊。复刊之初的《诗探索》主编为谢冕、杨匡汉、吴思敬,每年出4辑,主要由吴思敬负责统筹整体性的工作。
与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诗探索》在栏目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设计与整合、置换。较为常设的栏目包括“诗学研究”“诗坛态势剖析”“诗人谈诗”“结识一位诗人”“姿态与尺度”“外国诗论译丛”“诗歌理论著作评介”“(青年)诗论家研究”等,这些栏目被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栏目名称称得上清晰明确,能够准确地反映栏目的主要内容,其中“结识一位诗人”是以专辑的形式集中推介一位青年诗人,“姿态与尺度”栏目发表单篇的诗人评论,希望以此体现刊物的“姿态与尺度”。此外也有一些栏目是当时设置而后来不再保留的,如“古代诗论新探”“外国诗论述评”“海外华文诗界剪影”“比较诗学”“当代外国诗坛”“外国名诗导读”“诗坛动态”“诗通讯”等。这里面几个关注古诗、外国诗的栏目,其设置或许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考虑,在当时的语境中的确有其必要性和积极作用。随着学科、学术的精细化发展,刊物为聚焦于新诗研究而将关系不甚密切的栏目作了舍弃,进入21世纪之后该类栏目便不再保留。关于诗人的研究,除了单篇评论之外,对于单个诗人进行专题研究共有四种形式:其一是“结识一位诗人”,是以包括综合性评论、单篇作品赏析、诗人创作谈在内的专辑形式对青年诗人作推介,90年代该栏目推出了西川、王家新、于坚、伊沙、翟永明五位大致属于“第三代”的诗人,日后他们均已成为影响甚巨、声名赫赫的著名诗人;第二种形式是“关于XX”,推出的大致是不那么“年轻”但也不太“年老”的诗人,多属“朦胧诗”或“第三代”诗人,90年代先后推出了顾城、食指、海子、芒克、林莽、戈麦、韩东、王小妮等人的研究专题;第三种形式是“XX研究”,关注的是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创作成就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认可的诗人,从诗歌史的流派和群体来看,则多属于“九叶派”“七月派”等诗派,这一时期推出了穆旦、昌耀、冯至、杜运燮、郑敏、牛汉、绿原、唐湜等诗人的专题;第四种形式则是“纪念XX”,是对已经去世、创作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诗人的纪念与研究,这一时期刊发了曹辛之、艾青、邹荻帆、孔孚、丁力的专题。从对重点诗人的关注和研究而言,《诗探索》的确做到了“老中青”全覆盖,栏目设置层次分明、覆盖面广,可以说较为合理、科学。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学术语境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概括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基本上是成立的。有学者也谈到90年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转型”,指出“其特点是从文学现象的跟踪,个别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走向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反思,提出和敞开一些真正的问题并让人们进一步思考它们;批评的文体也由即兴、随感式的发挥走向庄重、较为慎密的论文”。在诗歌批评领域同样如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情绪饱满、激情满怀、不无感性和随性的批评文章,被更为理性、审慎、严谨的学术文章所取代,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更深入、更注重学理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20世纪80、90年代两个时期学术风格、潮流之差异。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研究尚处于重新出发的阶段,因涉及诗歌发展的道路与方向问题而立场性、倾向性意识比较明显的话;那么90年代的诗歌研究则更为细化、深入,此前的诸多关于新诗走向“合法性”的问题已不再成为问题,诗歌研究更为内化、本体化。此外,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也已基本上建立,学院化的硕博培养体系、学术评价体制等也已逐步建立,这些方面走向规范化,促成了诗歌研究本身的学理化、学术化倾向。从栏目设置的角度观察,90年代《诗探索》出现频率最高的栏目是“诗学研究”(24辑中共20辑有此栏目),实际上这一时期刊物中每期均有诗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它们有的在第一栏重点推出而不设栏目名的文章中,有的则在其他单设、专题性的栏目中,如诗歌中的“后现代”问题、“字思维”问题、诗歌语言、女性诗歌等主题均不止一次开设专栏。可以说,诗学研究的多向度展开成为90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新诗的诸多基础性、本体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诗歌的“内部研究”维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
20世纪90年代诗歌是在80年代“诗歌大爆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两者有着明显区别,但是其内在的承继关系不容否认。由于休刊,《诗探索》缺席了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复刊之后,《诗探索》在90年代以多种形式对“第三代”诗歌进行了回溯、考辨、探究,除对其中重要诗人作个案研究之外,还在“当代诗歌群落”栏目中刊文对重要的诗歌民刊“他们”“非非”“一行”“莽汉”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90年代中期开设了两期“第三代诗研究”专题,在此之后则设立了两期内容上涵盖“第三代诗”、时间范围更为后延的“后新诗潮研究”。在1999年还设立了具有回顾性质的“90年代诗歌纵横谈”专栏,从不同的角度对“90年代诗歌”进行观照和论述。
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诗歌更为丰富、多元,总体而言是一个注重自身建设、向内用力,更为注重独立性、本体性的时期。自“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各种不同的写作趋向在各自不同的写作路径上发展、前进着,其中自然有着诗歌资源的“争夺”以及“诗坛占位”的此消彼长等问题。诸多的矛盾在潜滋暗长,并在20世纪末关于“90年代诗歌”的叙述中矛盾激化,发生了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的对垒。在此过程中,“盘峰诗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盘峰诗会”系指由《诗探索》编辑部动议、牵头主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于1999年4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平谷的盘峰宾馆召开。据诗人林莽回忆,在该年春天,《诗探索》编辑部召开工作会议,他提出彼时围绕“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所展开的涉及当代诗歌美学的分歧应该引起注意,“我建议把两部分人喊到一起,开一次‘打架’的会。让诗人们当面摆一摆”。这次诗会后来也的确开成了一次“打架”的会,双方阵营论争的强度、规模、时长在整个新诗史上都堪称罕见,此后该论争被称为“盘峰论争”。《诗探索》在此期间发表了近20篇相关文章,是论争的刊物“主战场”之一,既呈现了“对立”双方的观点,也呈现了“第三方”“中立者”的观点,可谓不偏不倚。“盘峰论争”的性质、内涵颇为复杂,具有破坏性亦具建设性,对于当时及之后当代诗歌的发展态势、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盘峰论争’或许是中国新诗发展中非典型、突发性的一次‘事故’,它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诗歌倾向、美学趣味的分歧大白于天下,打破了此前的稳定性秩序与结构,‘革故鼎新’,表征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结束以及21世纪诗歌的开始”。这也是《诗探索》介入和影响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生动例证。
进入21世纪的《诗探索》或可用“稳步前行”来形容,这种“稳”主要体现在办刊理念和刊物品格的连续性层面上,它在既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没有中止、后退或改弦更辙。在刊物的生存及其经济保障方面,实际上并不“稳”,甚至数度岌岌可危,多次面临严峻危机。好在每每“天无绝人之路”,刊物最终还是得以度过难关,最外在的表现便是,21世纪已过四分之一时长,《诗探索》再未中断、保持了连续出版。
“诗坛态势剖析”“诗学研究”“姿态与尺度”“结识一位诗人”“诗人谈诗”“新诗史料(钩沉)”“诗论家研究”“新诗理论著作评价”“外国诗论译丛”,这些栏目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设而延续下来的,属于“常规动作”,保持了刊物的稳定性。此外也有一些临时性、非常规或者新设立的栏目,其中有一次性也有多次出现的。这些栏目较多,大致可分为若干类:有从新诗、现代诗与古典诗歌、西方诗歌关系角度展开研究的,如“古代诗学思想与现代诗”“古代诗歌传统与新诗”“关于新诗传统问题”“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有从性别、年龄、地域、民族角度展开研究的,如“女性诗歌研究”“儿童诗研究”“中生代研究”“地域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有从语言、形式等角度对诗歌展开研究的,如“关于诗歌语言”“新诗语言研究”“口语诗研究”“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研究”;有从传播媒介变化等角度展开研究的,如“网络诗歌研究”“诗歌传播研究”“新媒体视野下的诗歌生态”“新媒体语境下的当代诗坛”;有对诗歌形态或技法展开考察的,如“散文诗研究”“超文本诗歌研究”“新诗文本细读”“诗歌叙述学研究”;有从诗歌现象、事件方面进行考察的,如“80后诗歌研究”“驻校诗人制度研究”“疫情时期的诗歌在场”;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栏目,诸如“新诗流派研究”“诗歌刊物研究”“诗歌翻译研究”“新诗教育研究”……仅从上述对栏目的简单罗列即可看出,《诗探索》关注的范围可谓全面而丰富,“变”与“不变”相结合,富有灵活性与创造力,称得上是21世纪诗歌创作与研究的见证者。
对有创作成就或创作潜力的诗人进行重点推介,这是《诗探索》自创刊起即坚持做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更加完备、更显系统性。此前诗人研究专题的四种形式“结识一位诗人”“关于XX”“XX研究”“纪念XX”均得到了延续,并增加了一个主要面向中年诗人的栏目“中生代诗人研究”,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是先召开某位诗人的研讨会,然后以“XX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或类似题目作为专栏推出。总体而言,诗人研究专题的栏目覆盖面更广、诗人代际关注度更为合理,老、中、青年以及去世者,均有机会受到关注、得到推介,体现着刊物编者的拳拳之心。自2000年至2024年的25年间,共有180余位诗人得到了研究专题推介,每辑平均约2人。这些诗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能在诗歌史上占据一定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其能够入史的比例应该不低。如果缺少了这些人,中国诗歌的天空必将空寂寥落许多。《诗探索》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既是慧眼识珠、尊贤识才,也是薪火传承、久久为功。
作为新诗理论刊物,《诗探索》刊文主要是新诗研究与评论,于创作终归有一些距离,对创作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存在间接性和滞后性。鉴于此种情况,从2005年开始《诗探索》办刊者实施了一个改版的大动作:创办“作品卷”,直接介入诗歌创作。谢冕在《〈诗探索〉改版弁言》中谈及创办“作品卷”的意图:“更为具体而深入地介入诗歌创作的实际”,并指出应该给“作品卷”定位为努力做到“与众不同”,“不仅是要和已有的和将有的诗刊予以区别,而且还必须体现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首先是必须遴选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方式上体现明显的创新精神的作品”。《诗探索》“作品卷”由著名诗人、时为《诗刊》编辑部主任的林莽任主编(2009年林莽从《诗刊》退休后即完全投入《诗探索》“作品卷”的编辑工作),其主要栏目有“诗坛峰会”“探索与发现”“汉诗新作”“选读与赏析”“译作与研究”“新译界”“新诗集视点”“新诗图文志”等。“作品卷”亦注重凸显《诗探索》主要是理论刊物的特点,通过“一首诗的诞生”“作品与诗话”“青年诗人谈诗”等栏目展开对于诗歌及具体诗作的自述、评述及分析阐释,这不但对诗歌文本的传播及经典化有促进作用,而且对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思维能力的提升,以及对诗歌追求的自觉化、诗歌观念的自审自省等均有助益。虽然2022年起《诗探索》“作品卷”因经费原因而终止出刊,在其存续十余年时间里办刊者所做出的努力和成绩不应被忘记。
《诗探索》的诗歌“年选”也是其贴近诗歌现场、介入创作一线的表现之一。这一年选由《诗探索》编辑委员会选编、诗人林莽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自2010年起每年出版一本,至2025年已连续出版16年,受到读者及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国内存续时间最长的诗歌年选之一,在遴选、呈现优秀诗人诗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深度参与“华文青年诗人奖”是《诗探索》在发现、推助青年诗人方面的一大举措。该奖项目此前已评出22届,每届3位获奖诗人,“‘华文青年诗人奖’坚持专家独立评审,以‘一个青年诗人奖项、一个主题研讨会、出版一本获奖诗人诗集、选出一位驻校诗人’四个一的立体方式,经多年实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在扶持青年诗人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形成了显著的品牌效应。《诗探索》还参与、主办了如“澄迈·诗探索奖”“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诗探索·中国春泥诗歌奖”等诗歌奖项,同样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此外,《诗探索》还主办、参与联办了一些诗歌采风、诗歌座谈会等,与创作一线的诗人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些均是在聚焦诗歌研究、进行诗歌研讨之外《诗探索》在另一个向度上所作的努力。
21世纪的诗歌场域较之此前有了较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变量可以说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媒介化生存’日渐成为生存的常态,互联网与移动信息技术改变了诗歌的生态环境,扩大了诗歌的传播场域,直接影响到诗歌发表、传播、接受方式与审美机制。”由此,中国新诗往更为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来到了一个众声喧哗、去中心化的时代。这样的状态是《诗探索》办刊者所乐见的,也是其努力所促成的,是《诗探索》办刊者的“初心”所在:“《诗探索》不支持单一的和单向的艺术格局,它深知,艺术世界从来都是复杂的、多向的、甚至是混杂的,只有后者,才是常态,反之,则是异态。”也正是由于《诗探索》办刊者所秉持的这种开放、自由、包容的态度,它团结了诸多派别、“圈子”的诗人以及众多不同的学术进路、风格的研究者,进而促进了21世纪诗歌的多元发展,对于良好的诗歌生态、学术生态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诗探索》的办刊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研究同步的,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窗口来观照这一时期新诗研究的进展与特点。40余年来,《诗探索》办刊者既坚持学术本位,又与时俱进、保持开放的态度,令该刊成为新诗研究与评论领域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存在。在创刊之初的“发刊词”中,办刊者即已明确了办刊方向:“我们将通过积极而及时的诗歌评论以总结推广诗人创作的经验;我们将开展诗歌基本规律的探讨以促进诗歌理论的建设;我们将加强对于诗歌史的研究以增进诗歌发展的知识;我们也将鼓励更多的人们向诗歌美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而在90年代复刊之初主编吴思敬也进一步地明确:“(《诗探索》)重视高学术品位,注意继承我国古典诗歌与新诗的优良传统,吸取外国优秀诗歌诗论的精华,鼓励诗歌界不同学派与艺术主张的争鸣,大力扶植诗坛新人,不断发现与培养诗歌理论人才。”应该说《诗探索》的确较好地落实了这种责任与使命。时至今日,煌煌一百余册的《诗探索》,已然构成一个丰富、立体、多元、辩证的学术世界,一个独一无二的新诗“思想库”。就内容与品格而言:既重“外来”,又重“本土”;既“尊老”,敬重老诗人,又“爱幼”,扶持青年诗人,亦不忘“中生代”、中年诗人;既重史料、文献,又重识见、观念;既重内部研究,又重外部研究;既重视传统,又立足现在,且面向未来;既“守正”,不偏不倚、坚守学术本位,又“创新”,鼓励探索、不拘陈规……可以说,《诗探索》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的众多成果,成为了该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其意义无需多言。有论者指出:“对艺术民主的重视、对民间立场的坚守、对重点命题的引领、对新诗历史的发掘,聚合成《诗探索》的精神属性和诗学品格。”将已出版的数十年的《诗探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确能够构成一部“新诗理论史”,可以由之观照新诗研究的丰富构成与多重面向,其也成为一个时代诗歌发展及诗歌研究的见证。
新诗研究、批评人才队伍的建设,一直为《诗探索》所重视,已构成它的一个“小传统”。在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中,办刊者便强调了发现和培养青年诗评家的问题:“《诗探索》决心从创刊开始,就重视来自青年的有生气的、敏感的和尖锐的文章。我们把发现、培养、提高新人的工作,郑重地放在自己的肩上。”近年在接受访谈时吴思敬也谈到这一问题:“《诗探索》的诞生对培养青年作者、培养青年评论家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诗探索》发表文章,不是按照知名度,而是给年轻人机会,尽管是无名小卒,只要文章写得好,我们照发不误。”从长期的实践来看,《诗探索》的确团结、扶助了一大批诗歌研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而这实际上既抓住了诗歌研究的现在,也培育了诗歌研究的未来。
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在很长时间里《诗探索》是全国唯一的新诗理论刊物,结合其在业界的口碑、影响力、关注度、开放度等,其存在的确堪称“独一无二”。《诗探索》的作者与同期在全国范围内较有成就的新诗研究者是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的,虽然不能说尽数含纳,但至少能见出其主体构成与基本面貌。结合《诗探索》各个时期的重点作者来看,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同期新诗研究者的基本状况和代际更替。20世纪80年代,《诗探索》共出版了12期,由于是在长时间中断之后重回正轨,其作者多为已经具有一定经验积累的中青年学者,特别年轻的作者比较少见,这一时期的重点作者有谢冕、刘登翰、王光明、孙绍振、李元洛、吴思敬、杨匡汉、孙玉石、骆寒超、吕进、郑敏、叶橹等,年轻的作者如徐敬亚、耿占春、唐晓渡等当时也作为新生代开始崭露头角。由此可见,80年代诗歌研究的作者大多于20世纪30至50年代出生,他们大多在高校、社科院、作协等单位工作。就新时期的诗歌研究而言,他们可谓奠基者,是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一代人。
而到20世纪90年代,《诗探索》的作者群显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除80年代的作者外,新加入者有程光炜、蓝棣之、陈旭光、李震、柯雷、沈奇、荒林、李森、陈仲义、张清华、刘福春、简政珍、罗振亚、陈超、洪子诚、吴晓东、李怡、周亚琴、孙基林、燎原、西渡、姜涛、张桃洲等。其年龄跨度较大,除了一些中老年学者加入之外,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新诗研究行列,有大量“60后”以及多位“70后”成为《诗探索》的作者,而且他们大多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单位的学院化特征也比较明显。这显示出新诗研究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这一趋向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学科体系、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完善等均有关系,这一特点在此后的《诗探索》中也体现得愈加明显。
进入21世纪以来,则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诗探索》的作者队伍,如“70后”的张松建、易彬、张立群、霍俊明、熊辉、荣光启、伍明春、龙扬志、赖彧煌、胡亮、刘波、李海英等,“80后”的诗评家、学者也次第登场,如卢桢、杨庆祥、李章斌、陈培浩、王东东、颜炼军、罗小凤、张光昕、冯雷、罗麒、杨碧薇、马春光等。近年来,“90后”学者也已接续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而最为年轻的作者已是“00后”。从教育背景和学历来讲,这些作者已基本上都是“科班出身”,且有着相当比例的作者具有博士学位,他们经历了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训练,多以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为特点,文章也具有更为明显的学理化、学院化、学术化特征,这是相比40年前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40余年来《诗探索》作者的状况即能反映出全国新诗研究群体的基本状况,其中的代际结构、教育经历、专业化程度等均在渐次发生变化。新诗研究在往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学术研究、学术评论也在往更为细分、深化、融合等方向发展。从《诗探索》作者的代际更替中,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其对一代代年轻写作者的支持与扶助,也能看到诗歌精神、学术精神在时间迁延中的承传、赓续。40余年来,在《诗探索》上发表了许多年轻作者的诗歌研究文章,受到鼓励而走上新诗研究道路者所在多有,这一点在许多学者的回忆、自述中均有述及。如果说,在《诗探索》上发表的文章、讨论的诗学问题是其成就显而易见的部分;那么,发现、培养年轻的新诗研究从业者则同样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份刊物的精神品格是其灵魂,是重要的文化名片与无形资产。谢冕在回顾《诗探索》创刊30周年的文章中曾总结道,“《诗探索》履行创刊时的郑重承诺,坚持它对诗歌事业的敬畏和忠诚,始终站在为维护和光大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为了诗歌的发展进步而锐意探索和革新的前沿”,“它矢志不移地为诗歌思想艺术的前进和变革而贡献热情和智慧,它始终不渝地与探索者站在一起”。这种不拘一格、鼓励探索、“始终不渝地与探索者站在一起”的精神,是《诗探索》的核心品格之一,在《诗探索》创刊之际即有明显的体现,这尤其是与主编谢冕的学术态度、人格特质相关联的。在当时社会转型的时代氛围中,谢冕的态度并不激进,但却毅然决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探索”。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中,他写道,“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这种倡导探索、自由、包容的精神,于谢冕本人而言是一种来自其内心深处、刻在其骨子里的品格,“谢冕办《诗探索》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百家争鸣,就是自由、开放、多元”。这些主张,于《诗探索》而言也就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诗探索》从一开始便不是“圈子化”“同人性”的刊物,而是由办刊者贯彻了“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所办。这自然是与其编辑团队尤其是主编的视野、品格、襟怀等息息相关的。创刊主编谢冕及复刊之后的主编吴思敬,均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新诗研究,深度参与和见证近数十年的新诗创作与研究发展历程。谢冕不止一次表达过“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理念,他是那种为诗歌奉献一生的人,“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件事用尽一生的心力。这是我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诗歌伴我一生”。吴思敬曾以“一生只做一件事”为题来讨论谢冕的学术人格,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典范,他们二人都是以诗歌为志业、将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的人。他们身上那种理想主义、开放包容的品质,均深度融入、贯注到了《诗探索》的精神血脉之中。有论者曾写道:“(《诗探索》)坚守探索性、前沿性的学术品格,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纯正深厚的学术品质,明晰严肃的办刊风格,鼓励宽容的心胸态度,推进诗歌理论的探讨与反响,留下珍贵的史料,成为诗歌界最为人称赞的诗歌理论刊物。”这也是《诗探索》之专注、专业、探索、包容精神的写照。
在接受访谈时吴思敬曾如此归纳《诗探索》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现当代诗人和作品加以研究,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加以探讨,保留诗人和评论家前行的足迹,切实推进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为诗人服务,为当代和未来的读者服务,就是它的历史使命。”《诗探索》自面世以来时常处于生存的艰困甚至危机之中,但办刊者从未忘记自己的理想与使命,正是靠着一种拓荒、探索、奉献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和历史。《诗探索》复刊后,《人民日报》曾刊文,以“梦境探索者”来概括《诗探索》同人,这一命名可以说是准确、传神的。他们的确是一群“梦境探索者”,是一群有着诗心、赤子之心的人,是一群寻诗、寻梦的人,也是一群以学术为生命、为学术燃烧自己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些品格投注、融汇到了刊物《诗探索》之中,成为其日后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诗探索》办刊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已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中国新诗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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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2期,脚注请见原刊。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