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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俐:《春秋》隐公元年的书写及其意义——兼论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形成

内容提要 《春秋》的书写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与周平王即位(前770)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标示着孔子对“王者之迹熄”这个重要历史节点明确而深刻的把握,籍鲁史以明是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良苦用心。由此而定义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以“礼崩乐坏”为标志的特殊时代,继承并构建了以“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话语体系,总结并确立了早期的史学精神,标志着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

关键词《春秋》 隐公元年 话语体系 史学精神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是一部重要著作,它是孔子据鲁史而修。作为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最具权威性著作,《春秋》不仅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复杂的历史和深刻的思想,而且采用了独特的形式、有精妙的文笔和简明的叙事。因此,如何从早期书写的角度探讨其写作用意和独特的书写方式,解读早期经典的文化价值,探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在当前便有重要的学术启示意义。下面,就让我们以“隐公元年”的书写为例开始说起。


一、《春秋》的起始为何确定在鲁隐公元年

《春秋》叙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但是与鲁隐公元年相比,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平王东迁(前770),人们又习惯于将此年开始的历史称之为东周。由于有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也带来人们对于历史时代划分上的讨论与争议, 既有“东周列国”之说,又有“春秋战国”之称。这两个时间点相差只有48年。再仔细比较,公元前768年即是鲁惠公元年,又与平王东迁的时间仅差2年,由此而言,公元前770年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历史节点,既可以作为“东周列国”的开始,也可以作为“春秋战国”的开始。可是,孔子为什么不用这一年作为《春秋》纪年和叙事的开始呢?对此,《公羊传》曾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诂:“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徐彦疏:“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作《春秋》之所以从隐公开始,是因为孔子所记全是父亲、祖父、高祖那里所听说。而隐公以前的事情,高祖也不曾知道,所以孔子的《春秋》就只能从隐公元年开始,这也显示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显然,这一说法完全是公羊氏的杜撰。孔子作《春秋》本是据鲁史改编,这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又曰:“(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 由此可见,《公羊传》的说法没有根据,也不合情理。

对于孔子修《春秋》何以从隐公开始,杜预则有另一种说法:“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杜预的这一解释同样不妥。因为若说隐公是“周公之祚胤”,惠公也是;若说他是“让国之贤君”,按《左传》所言,他虽然有让国之志,但是未及实施,便被桓公所弑。至于说他“弘宣祖业,光启王室”,隐公在位十一年,《春秋》和《左传》中都没有记载他有任何可以称道的功业。显然,这一解释同样是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的。其后,虽有学者做过相关讨论,但并没有推进。

仔细想来,孔子修《春秋》之所以从隐公元年为起点(前722)而不从平王元年(770)说起,这里面可能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后人并不清楚,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按周幽王十一年(前771)为犬戎所杀,周平王于前770年继位并东迁洛邑的说法,在传世文献,最早的记录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严密的时间衔接。但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却有一段记载与此矛盾:“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按此说法,幽王被杀之后,当时继承王位的不是平王而是“携王”。后来诸侯把他废掉,才让平王得承大统,而且把国都迁到了“郏鄏”这个地方。杜预注《左传》,很敏锐地发现了这段记载和《史记》的矛盾,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注释:“携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杀大子。太子奔申,申伯与鄫及西戎伐周,战于戏。幽王死,诸侯废伯服而立宜臼,是为平王,东迁郏鄏。” 按杜预的说法,携王指的是褒姒的儿子伯服。幽王宠幸褒姒,想杀死太子,太子逃到了申国,幽王立伯服为太子。幽王死后,诸侯废了伯服,重新迎回太子,这就是平王。孔颖达又找了几条相类的材料为此作疏,但是还解释不了这段记载与《史记》的矛盾。于是又引用了《汲冢书纪年》之说: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为“侯”)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携王。


按此记载,幽王被杀之后,申侯、鲁侯和许文公在西申拥立平王,因为平王本是太子,所以称为“天王”。与此同时,虢公翰又拥立王子余臣,于是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直到余臣在位二十一年之后,为晋文侯所杀,平王得承大统。此与杜预注及孔颖达所引《国语》《史记》诸说截然不同。孔颖达对此不敢断定孰是孰非,他觉得《汲冢书纪年》可能有道理,于是又引用了《汲冢书纪年》的整理者之一束晳的话:“束晳云: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其事或当然。” 对此,当代学者做了很多探讨,指出了杜预的错误,幽王之子伯服并非携王。李峰认为:“《左传》并非唯一一处提到携王的史料,《竹书纪年》中则更多地提到了这位周王即位的情况。无论《古本》还是《今本》都指出伯服为犬戎所杀,可能与幽王俱死于戏。而另一位王子余臣在一个叫‘携’的地方,由虢公翰拥立为周王;至于合法的王权继承人,公元前777年出逃到西申的宜臼,则在众多诸侯,包括申侯、鲁侯、许男,可能还包括郑子的拥立下,在申国(自然是西申)即位。”

幸运的是近年来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的发现,让我们有了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据整理者介绍,这篇简文保存基本完整,共有138支简,整理者将其划分为23章。“由于各章基本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最末一支简至今仍然保存了一小段编绳,可知本篇简文是经过系统编纂、首尾完整的史书。” 清华简《系年》由西周初年的武王开始记事,第一章简要叙述了从武王到宣王败于西戎的几件大事。第二章记载的就是幽王失国,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以及春秋初年之事: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西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非常有意思的是,《系年》中的这段记载,竟然和孔颖达所引《汲冢书纪年》完全对应,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关于“携王奸命”的记述。据《系年》可知,幽王死后,当时的“邦君”(诸侯国君)“诸正”(朝臣)曾经在虢地拥立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周王。据《竹书纪年》,其带头拥立者是虢公翰,这就是攜惠王。李学勤就《系年》的上述记载指出:“至于余臣,简文说明是‘幽王之弟’,立于虢,称‘携惠王’,‘立廿又一年’,被晋文侯所杀,这同《纪年》所载一致。《纪年》的‘二十一年’,也应是携王的在位年,不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 而拥立平王的人最初应该是西申的申侯,据《竹书纪年》:“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但是“天王”之立,并没有得到以虢公翰为代表的“邦君诸正”的认可,这就是“二王并立”。携惠王二十一年,晋文侯起兵杀了携惠王,由于以虢公翰为代表的“邦君诸正”并不承认平王的地位,导致了“周亡王九年”的局面。于是晋文侯就把平王从西申迎接到“鄂”,接着“立于京师”。又过了三年,才东迁至成周。显然,《系年》中的这一段记载是改写东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将其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和《竹书纪年》的记载相互参照,我们就可以知道,幽王被杀之后,携惠王与平王在不同的地方即位,曾有过一段“二王并立”的时间,刘国忠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就平王东迁的时间做了新的推测。他说:“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后来才被晋文侯所杀。依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当时周王廷曾出现了‘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的严重局面。……后来的转机是由于晋文侯的立场转变而出现的,晋文侯先是把周平王迎接到了少鄂,后来又在京师拥立周平王为君。周平王立了三年后,才东迁到了洛邑。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幽王死后,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周无王九年,然后平王即位,三年后东迁洛邑,前后已经历三十三年。这样推算下来,平王东迁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737年前后,这与我们以往对于周史的认识可谓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刘国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孔子编写《春秋》何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的问题:



孔子本人注重微言大义与维护周代礼仪制度,笔则笔,削则削,强调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孔子在编写《春秋》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鲁隐公之前,鲁孝公卒于公元前769年,而鲁惠公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768至公元前723年,这两任国君的在位时期正好是西周覆亡、二王并立的动荡阶段。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来考虑一下,孔子要写这一段历史,必然绕不开二王并立之事,但是携惠王本来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周平王却是不那么光彩的王位争夺者,经过二十多年的争夺,最终却是以周平王的获胜而结束。对于两周之际的长期动荡和携惠王与周平王争位的历程和结果,孔子肯定是难以下笔的。所以在史事的裁剪与编排上,孔子便对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23年这近五十年的历史予以忽略与淡化,在作《春秋》时改为从鲁隐公开始,这很可能才是《春秋》始于鲁隐公的最大原因。


刘国忠对东周初年历史状况的这段分析,将孔子修《春秋》这件事情纳入东西周之交的历史中考察,依托近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并参照《竹书纪年》和大量传世的相关材料而做出,这为我们重新思考孔子修《春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角度,其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刘国忠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认为孔子修《春秋》所以从隐公元年开始,是故意要避开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段,要为周平王这个“尊者讳”,这个结论却不够稳妥,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刘国忠认为“携惠王本来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周平王却是不那么光彩的王位争夺者”,这涉及到周平王与携惠王的身份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携惠王是合法的继承者吗?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说法是“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显然,《左传》是把携王当作一个不合法的继承者来评价的。《汲冢书纪年》也认为携王的出身不正,所谓“以本非適,故称携王”。我们知道,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初就立下的重要制度,平王本为幽王正妻所生,是继承王位的合法嫡长子。幽王因宠幸褒姒想改立伯盘,把平王赶跑,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平王作为合法王位继承人的事实。按清华简《系年》的说法,余臣则为幽王的弟弟,并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由此而言,幽王被杀之后余臣即位,也许合于当时的形势,但是却并不合法。正因为如此,余臣死后的谥号可能就是“携惠王”,简称“惠王”,所以清华简《系年》里有“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之语。但是在文中又把他称为“携惠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则简称其为“携王”,《通鉴外纪》卷三引《汲冢纪年》也说:“余(臣)为晋文侯所杀,是为携王。” 关于王子余臣何以被称为“携王”的问题,我们上引《汲冢纪年》中有“立王子余臣于携”的话,由此而言,“携王”之名,当是由其最初即位于“携”而得名,但是这个地方,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所以李峰说:“不过可惜的是古代地理学文献中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携的位置信息,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就坐落在渭河谷地。”  清华简《系年》发现后,我们发现这里明确地写着“邦君诸侯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可见余臣即位之地在虢而不是在携。回头再看《汲冢纪年》原文,下面明明还有“以本非適,故称携王”之语。由此可知,《汲冢纪年》中关于“立王子余臣于携”的“携”字,定是误书无疑。而“携”这一名称,本身就包含着贬义,有出身不正,“携贰”之意。如此而言,平王即位这件事本身从周代法理上就是名正言顺的。孔子特别强调周礼,讲究“名正言顺”,孔子不可能将平王视为“不那么光彩的王位争夺者”,这从其所修《春秋》的笔法中就可能明显地看出。由此而言,虽然平王初立时并未得到以虢公翰为首的“邦君诸正”的承认,出现过“二王并立”和“周亡王九年”的局面,但是从周代社会的王位继承制来讲,平王继位的合法性无可否认,这也是其地位被后人所认可,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奉平王为正统的原因所在。遗憾的是,由于平王与携惠王争夺王位,晋文侯杀惠王、诸侯在拥立平王和惠王问题上的斗争而导致的“二王并立”和“周亡王九年”等几十年的复杂历史事件,在其它史书和相关文献中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史记》也因此错误地将平王初即位的时间和最后东迁洛邑的时间(约前737前后,用刘国忠说)一同放在了幽王去世次年的前770年,这才导致了后人对这一段复杂历史认识的缺位。幸有清华简《系年》的出土,将其和《左传》与《竹书纪年》等史书中的零星记载相印证,使我们在今天得以了解这一历史时段的复杂情况,这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修《春秋》何以从隐公元年开始提供了新的视角。

仔细分析这一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幽王被杀和平王东迁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决非是简单的周王朝国都的更替和从西周到东周的名称变化,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严格来讲已经不归周王朝管理。它说明,无论是“二王并立”还是惠王被杀和平王东迁,全出于诸侯中强权者之手,围绕着二人的废立而展开的是诸侯间强权的争夺,历史已经进入到王权失落、诸侯崛起,即“礼崩乐坏”的新时代。按《系年》所记,晋文侯杀携王之后,“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正是这种情况下,魏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但即便如此,似乎并没有改变“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的局面。周王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符号,已经没有任何管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孟子有一段名言说得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朱熹对此解释说:“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诗经》中的《雅》诗止于西周,东周之后,“言王政之所以废兴”的《雅》诗不复存在,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就是“王者之迹熄”。同样,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也是“王者之迹熄”的产物。而这个“王者之迹熄”的节点,当在清华简《系年》所记平王实际东迁洛邑之后。考察这一时段的鲁国国君更替,鲁惠公即位于前768年,这个时间点显然太早,而鲁隐公即位于前722年,周平王去世于前720年,这才是“王者之迹熄”的真正结束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在《春秋》一书中,孔子虽然在时间的叙述上仍然坚持“元年春,王正月”的书写,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叙事中,周王的地位已经远远不能与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诸侯国君相提并论,孔子已经将叙述的重点由“王者之迹”转变为诸侯国的兴衰与霸业的更迭。平王去世,在《春秋》中只记录了“平王崩”三字, 以后这一笔法就成为《春秋》惯例,周桓王、周惠王、周襄王、周匡王、周简王、周灵王去世,都仅以这三个字一笔带过,而周庄王、周釐王和周顷王去世,《春秋》竟然没有记载,可见在孔子心中,这三位周王的去世都不值得一提。至于春秋时代历代周王之即位,从周桓王(前719)开始,《春秋》根本就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孔子修《春秋》之所以从隐公开始,并非如何休所言,是孔子记述其从父祖与高祖那里得到的所见所闻与所传闻,也非杜预所言,是为了表扬隐公能“弘宣祖业”,更非如刘国忠所言“为尊者讳”,而是孔子对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明确而深刻的把握。它告诉我们,鲁隐公元年(前722)这个时间点并不是孔子的随意截取,而是靠近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最近的鲁国的国君即位之年,是“王者之迹熄”和“礼崩乐坏”的真正开始。

二、从《竹书纪年》与《系年》看《春秋》的书写特点

明确了孔子选取隐公元年作为《春秋》开始的意义,我们认识孔子的《春秋》书写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孟子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 晋之《乘》与楚之《梼杌》没有传承下来,我们不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何。但是孟子认为它们是同孔子的《春秋》一样的著作,记录的都是“王者之迹熄”以后各诸侯国迭兴称霸之事。在这里,齐桓晋文是春秋五霸之前两位,也最有代表性,所以孟子就以二者代指春秋各诸侯国兴衰之事。但孟子同时又指出,《春秋》一书,与晋之《乘》和楚之《梼杌》以及鲁之《春秋》都不一样,因为它是孔子在此基础上的重修,寄托了孔子的历史主张。这就是孔子自己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朱熹对此的解释是:“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非常有意思的是,晋之《乘》与楚之《梼杌》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西晋时出土发现的《竹书纪年》恰恰是晋国和魏国的史书,近年来出土的清华简《系年》又恰恰出自楚地。我们不妨将二者与《春秋》略作比较,由此来看《春秋》书写的独特之处。

《竹书纪年》本为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于汲郡(今河南卫辉西南)的战国魏墓中出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从黄帝在位至战国魏襄王(前299)为止。《竹书纪年》原写于竹简上,简长二尺四寸,墨书,每简40字。出土后,从公元281年起,当时学者荀勖、和峤就对竹简进行了整理、注释,并用隶书写定,共得13篇(或作12卷),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从公元290年起,束晳等人又重新进行了修订整理。其原简毁于永嘉之乱以后。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竹书纪年》的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无论是荀勖、和峤与束晳等人的整理本都先后失传。大约在南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本子,这个本子是从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书和类书中辑录而出的,再加上一些系年式的文字,所以被人们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其后,又有清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部分佚文,编为《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做《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人范祥雍又在此基础上增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与王修龄等人又据此重新校核正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成为当前有关《竹书纪年》最有影响的辑本。由此而言,无论是《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都系后人辑录。其文字本为引文辑录,其体例也系后人编排,不能完全复旧,只能参考。 下面,我们以《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晋纪》为例,取其隐公元年以前的记载略作比较:



[1](《竹书纪年》):郑桓公(厉)[宣]王之子。(《史通•杂说上》)
[2]《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水经•洧水注》)
[3]《汲冢书纪年》:二十一年,擕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擕王”。(《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正义)
《汲冢纪年》曰:余为晋文侯所杀,是为擕王。(《通鉴外纪》卷三)
[4]《竹书纪年》曰: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水经•浍水注》)
[5]《竹书纪年》曰:庄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还。作为文公。(《水经•浍水注》)
[6](《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7](《竹书》:)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这是《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所记隐公之前文字。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于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又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周纪》,最后说到幽王之死和平王之立,并有“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的总结 。由此可见,作为与《春秋》相类的《竹书纪年》中的《晋纪》,其起始年代的确定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是以平王即位(前770)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前的历史属于“三代王事”,此后则进入了东周列国时代。第二是以晋国殇叔(前784)的即位为具体的《晋纪》的开始,殇公在位仅四年,接位者为晋文侯(前780),而晋文侯在东周之后晋国历史上有突出功业和重要地位,因为晋文侯在拥立平王东迁时曾经立下大功。由此可见,《竹书纪年》在记载西周的结束和晋史的开启上存在着一个交叉,西周史结束于幽王被杀(前771),而晋史则开启于殇叔即位(前784年)。在这两个节点的选择上,记载晋文侯的功业是晋史开端重点考虑的对象,由此与平王即位形成一个14年的交叉。从后人所辑录的《竹书纪年》来看,其中《晋纪》虽然也记录了各诸侯国之间的重要事件,但还是以记载晋国史事为主。而孔子修《春秋》的起点选取的时间恰好与周平王卒年最为接近。仔细考察我们也会发现,《春秋》虽然以鲁君系年为纲,但是所记载的却多是诸侯国发生的大事,鲁国并没有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修《春秋》与《竹书纪年》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竹书纪年》中的《晋纪》以春秋晋国的历史为主,而《春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鲁史,它不过是以鲁国的君王纪年为叙述的线索,记载“王者之迹熄”之后的诸侯国兴衰。

从编写体例来看二者也有不小的差别。今人将《竹书系年》和《春秋》都视为编年体史书。但纪年的编年体似乎远没有《春秋》那么完整规范。由于原本的《竹书纪年》唐代已经佚失,我们难以窥其原貌,而后人辑佚的两种版本,《今本竹书纪年》中的编年系后人所加,王国维早已指出。 而《古本竹书纪年》同样为后人所辑,其佚文之编排顺序也是后人参照他书所证史实之年代而成,并没有统一的纪年,其条目大多类似《春秋》一样简短。但是这样简短的条目来自于引用者的摘录,其原文则未必这样简短。如我们上引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六年》引《汲冢书纪年》之说,其每件事的书写长度已经远超《春秋》。再如《太平御览》所引《纪年》曰: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婉、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此条记载,又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艺文类聚》等文献。 这样的叙事,类似于《左传》中的故事讲述,与《春秋》的大事编年体完全不一样。

近年来出土的清华简《系年》也属于《春秋》类史书。《系年》中所记内容最晚可到战国中期,与《竹书纪年》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春秋到战国中期的历史。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部用楚文字写成并且发现于楚地的文献,却未必是一部楚史。李学勤说:“《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和各以其君主纪年。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在全篇23章里,提到楚的固然较多,不过这也可能是楚国强盛,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多有作为的缘故。” 这说明,清华简《系年》在史书性质上与《春秋》就大不一样。《春秋》从名义看是以鲁国为中心的国别史,而《系年》则近似于以记述春秋战国间史事的通史。

从撰写体例上看,二者相差更大。《春秋》是以春秋鲁国国君在位纪年为纲,以分条目的方式来罗列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记的仅在其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这一点,从我们上引的第二章就可以看出。下面我们再引《系年》第六章前半部分来做些分析:



晋献公之婢妾曰骊姬,欲其子奚齐为之为君也,乃谗大子共君而杀之,或谗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狄,惠公奔于梁。献公卒,乃立奚齐。其大夫里之克乃杀奚齐,而立其弟悼子,里之克又杀悼子。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晋,惠公赂秦公曰:“我后果内,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惠公既内,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


按这一章所记为晋国之史,前半段记录的是从献公到惠公的故事,后半段记录的是晋文公的故事。其体例颇近于《左传》而非《春秋》。李学勤则认为,“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后世所谓‘纪事本末体’。” 这与《春秋》的书写方式也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虽非晋之《乘》与楚之《梼杌》,但是对我们重新认识孔子修《春秋》却有重要意义。将二者与《春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之间的重要不同。第一是无论《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都不属于严格的编年体。第二是从二者中都看不出苦心孤诣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清华简《系年》,它们都属于那个时代史官的群体著述,而孔子的《春秋》则已经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他虽然借用了鲁史《春秋》的旧文,却经过了自己的严格修改,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变成了表达自己个人思想的著作。如孔子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也。”从这一点来讲,《春秋》与《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也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春秋》的书写开始于隐公元年,因为他要探讨“王者之迹熄”之后的历史变化。所以孔子才有这样的名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因此,如何从“王者之迹熄”和“天下无道”的角度来思考历史的命运,才是孔子修《春秋》的最高着眼点。对此,杜预曾经将《春秋》与《竹书纪年》做过很好的比较,他说:“其(《竹书纪年》)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实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 杜预的这段文字,很好地解释了何谓“其义则丘窃取之”,表面上看《春秋》所记录的史实都有出处,都来自于前代之史,有传统可循,但是实际在用笔和评价上却大不一样。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事件的选择,第二是对于事件的评价。而这两者的立脚点,在孔子眼中,都是以所谓“天下有道”或者“无道”为依据的。后人所谓的“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表现的就是孔子在处理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和方式。这一点,在隐公元年的叙事中就有鲜明的体现。让我们先看《春秋•隐公元年》所记之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春秋•隐公元年》共记载了七件事情,这其中有四件小事,三件大事。四件小事虽小,却关系着春秋笔法,有开先之例。第一件是“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预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 第二件是“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预注:“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凡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 结盟是诸侯国之间的大事,邾和宿虽是小国,也要把两件事记载下来,这属于当时史书的通例。但这里孔子直称邾国国君之名,对宋人则连名字也不提,体现了孔子对名分的重视。第三件是“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杜预注:“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祭国,伯爵也。传曰‘非王命也’。释其不称使。” 这件事是周王的卿士来访,所以要记。但祭伯此次来访并不是平王所派,而应该是祭伯的私访,所以只称它的爵位而不称其作为周王卿士的身份。第四件是“公子益师卒。”杜预注:“传例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所以示厚薄也’。” 公子益师是鲁国大夫,他的去世按常规也要记录,但益师在鲁国的地位并不重要,所以隐公也没有参加“小敛”,在《春秋》中也没有写他去世的具体时间。可见,以上四件事的记述,虽然都是当时史书的通例,但孔子之所以将其记录下来,都包括含着他对事件的评价。而另外三件事则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第一是“元年春王正月”的书写。隐公元年本是《春秋》纪事之始,国君即位自然应该特别记载。但是在这一书写中却缺少了“公即位”三个字。所以杜预注曰:“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 可见,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并不是书写的疏漏,而蕴含着明确的书写立场。如同样是国君即位,鲁桓公元年,在《春秋》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鲁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即位也都有明确的记载。不书即位的则有庄公,“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各有不同的原因。对于隐公元年,《左传》的解释是“不书即位,摄也。”意味隐公的即位属于摄政,算不得是真正的即位,只能是暂为代理而已。而这个摄政的国君,在位仅有十一年,还没来得及让位,就被那个急待上位的鲁庄公杀死了。把隐公的摄政作为一段重要历史的开始,却又不书他的即位之事,显然有点不太正常。对此,《左传》开篇就有一段解释:“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这段话交待了隐公的即位叫作“摄政”的理由,因为他虽然年长,却是鲁惠公的继室声子所生,属于庶出。而鲁桓公虽然年幼,而且他的生母仲子也是惠公元妃去世好多年之后才被扶为正室的,但毕竟属于嫡出。所以鲁惠公去世之时,鲁隐公只能暂时摄政。《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则略有不同:“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虽然隐公庶出而桓公为嫡子,但是这事国人并不知道,隐公不但年长而且人又贤明,所以鲁国的诸大夫才拥立隐公。而且从身份上说,隐公与桓公虽然有嫡庶之分,但是桓公也不是惠公的元妃孟子所生,而是惠公后来续娶扶正的仲子所生,所以按《公羊传》的说法,二人之间的身份差距并不大,“其为尊卑也微”,只是隐公自己不同意,以“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坚持自己只是摄政,等到桓公长大之后再把君位让给他。从这一点来看,《公羊传》有明显的赞美隐公之意。《春秋谷梁传》的看法却与此不同,虽然也赞美隐公的作法,同时又表达了对鲁桓公、甚至包括对惠公的严厉批评,对隐公也略有微辞:“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在《谷梁传》看来,隐公不称即位,虽然他早有让位的想法,“言君之不取为公也”,但是更重要的是惠公和桓公做的不对。惠公已传位于隐公,但是在心里还有过传位桓公的主意,这个想法就不对,兄终弟及也是合于天伦的。隐公本来已经继位,又想将国君之位让给桓公,这是扬父之恶。而桓公更是等不及而把隐公杀了,在这件事情上更加突显了隐公的善和桓公的恶。可见,关于隐公不书即位的书写,《春秋》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却包含着善恶是非的判断。《左传》《公羊》和《谷梁》三传解释虽然不同,却共同说明,隐公元年不书即位这件事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既关系到君位继承中嫡庶之别的合法性问题,也关系到隐公让位与桓公弑隐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二是“郑伯克段于鄢”。对这件事,《左传》有特别详细的描述。共叔段本是郑庄公的弟弟。郑庄公即位之后,共叔段恃母亲姜氏之宠而娇,谋求篡位,最后与郑庄公在鄢地发生了争斗,失败之后逃到了共这个地方。按《左传》的说法,《春秋》之所以把此事记载下来,并且用“郑伯克段于鄢”这样一种书写表述,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一句话,按《左传》的解释,郑庄公与段是兄弟相争,各有不义,是郑国之丑。《公羊传》的看法与《左传》大体相同,但是却把对郑庄公的批评放在前面:“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 由此可见,《公羊传》对郑庄公的批评更为严厉。认为段的行为固然不对,但是庄公也不至于像对待敌国一样对待自己的亲弟弟,所以《春秋》这样写是“大郑伯之恶”。《谷梁传》的看法与《左传》和《公羊传》大体相同,同时也特别强调郑庄公之恶,认为这种恶,是通过贬低共叔段的方式来实现的。《谷梁传》还认为,即便是共叔段有篡位野心,郑庄公也不必像两国相争一样对待共叔段,顶多把他赶跑就是了。由此可见,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不但涉及到兄弟之争,还涉及到对郑庄公的道德伦理价值的批判。


第三是“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记载的是周平王派人为鲁惠公去世送丧礼的事情。按,这里的王指的是周平王,宰是平王下属之官,“咺”是他的名字。仲子指的是桓公之母,惠公夫人。“赗”指的是周平王送给鲁惠公和仲子的丧葬之礼。《春秋》之所以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是因为周平王此事违背礼法。为何违礼?《左传》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杜预对此也有注解:“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缓’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赗,助丧之物。” 原来,按照周代礼制,诸侯死后五月而葬,鲁惠公去世已经是头一年之事,死后五月就已经下葬,可是到了隐公元年七月,周平王才将丧礼送来,这份丧礼送来的显然太晚了。更荒唐的是,周平王给鲁惠公送葬礼之时,同时把惠公夫人,也就是桓公母亲仲子的丧礼也送来了,而仲子这时候并没有去世。所以《左传》说“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仔细分析鲁隐公元年发生的这三件事在春秋史上的重要意义,第一件事,隐公不书即位,预示着鲁国内政的混乱。第二件事,郑伯克段于鄢,肇示着诸侯国之间内乱的发生。第三件事,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暗示周王朝带头对周代礼法制度的破坏。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的开始,由此我们对孔子作《春秋》的书写之法就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一句话,孔子修《春秋》的本义,并不是要重新写一本记述历史的著作,而是要借用鲁史《春秋》的历史叙述,通过自己的选择和用笔,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

三、从《春秋》的书写看孔子对中国早期史学的贡献

以上,我们讨论了《春秋》何以从隐公元年开始,并以隐公元年的记事讨论了《春秋》的书写特点。下面我们再从《春秋》的书写看孔子对中国早期史学的贡献。让我们还是先从《春秋》的书写特点说起。

阅读《春秋》,所有的人首先都会感到体例的独特。它“以事记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每件事情只用一两句话概括,叙事是如此之简短,根本没有把好多事情说清楚。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春秋》的书写为什么如此简洁?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春秋》是据鲁史而修的。难道鲁史《春秋》也是如此简洁吗?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依此类推,当时晋国的史书《乘》和楚国的史书《梼杌》也是如此简洁吗?可是,如果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春秋》都是如此简洁的话,《左传》里的长篇叙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它将《春秋》中的一些重大记事,如齐桓、晋文之称霸等铺写得那么生动而又丰富,又是根据什么?由于除《春秋》《左传》之外,其它史书都没有传承下来,我们无法窥见其貌。但是我们从常理推测,当时诸侯国的史书记载绝不会如此简洁,因为那时的史官书写早已经相当成熟,《尚书》的记事动辄几百字甚至上千字,连传世的金文书写也动辄上百字,如毛公鼎就有近五百字。《墨子•明鬼上》记录了好几条当时异闻,非常生动。如下面这一条: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


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墨子接着说,“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接着又讲了三个故事,并且说它们分别“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 这些故事描述的非常生动,也许有墨子的加工,但是也不至于全是他的创造,应该出自历史的记载,否则墨子就不应该如此言之凿凿。这说明,当时的《春秋》类史书,一定有一些生动的叙事。由此我们再来看《竹书纪年》,后人所辑录的《古本》和《今本》虽然也多是如《春秋》那样的一条条简短记事,但那都是从后代的著作中辑录的引文,并不代表《竹书纪年》的原本就是那样。既便如此,辑本的《竹书纪年》,如我们上引“平王奔西申”一段仍然有上百字的叙事。而近年来出土的清华简《系年》更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当时史书的样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它最短的篇幅也在50字以上,基本上都在100至200字左右,有几章字数都在300-400字以上(如第六章、十五章、十八章),最长的可达500字以上(如第二十三章),不但有概括的叙事,更有生动的记述和描写。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鲁史《春秋》的书写一定与此相类,可能有简单的叙述,但是也会有比较长的叙事。《系年》的发现也让我们明确了《左传》的史料来源,原来当时曾经有比较丰富的各国的史书存在,将其与清华简比较,也证明了《左传》叙事的基本可靠性。 而孔子所修的《春秋》,可能只是在鲁史的基础上抽取出来的一个纲目。严格来讲,我们很难说它是完整的编年史,而只能算是编年史纲。


准确地把握孔子编《春秋》的这一特点,对我们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太重要了。它说明,从本质上来讲,孔子并不是要写一部全面记录春秋二百多年历史的史书,而是通过对这段历史内容的提炼,来阐释自己的历史观念。《春秋》只是它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独特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孔子修《春秋》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的《春秋》书写,准确地定义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如我们开头所论,在西周到东周的中国历史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是周平王即位的前770年,第二是作为鲁隐公元年的前722年。前者被后人视为东周的开始,后者被后人称为春秋的开始。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两者的意义大不相同。以平王即位为起点,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被后人习惯上称之为“东周列国”,以至于后世有所谓“周王朝前后八百年”之说,它强调的是周王朝在名义上的存在,并将其放在这个社会政治史发展的顶端,即所谓的王权至上,同时也强调了周王朝延续的时间之长,甚至包括了从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但实际上周王朝在春秋时代只有象征性意义,是诸侯争霸时打出的旗号;而到了战国时代,连这个旗号的意义也不存在了。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攻灭西周国,迁九鼎于咸阳,象征着王权已经转移。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王朝的祭祀香火熄灭,宣告周王朝的正式灭亡。《春秋》作为当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其起始年代已经无法考知,但是根据《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以及《墨子》书中所记载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故事记载,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春秋的起始之年决不会都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由此而言,“春秋”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名称,只能来自于孔子的《春秋》,它发端于隐公元年,即前722年,它强调的是一个“王者之迹熄”之后的乱世的开始。它把这个时间点不是定在平王即位之时(前770年),而是平王去世前之际,因为以鲁国纪年为依托,所以定在了隐公元年(前722)。而孔子的《春秋》书写,其目的也不是叙述王权的没落,而是要记录乱世的百态,诸侯的迭兴及其相继的衰亡,记录从“天下有道”到“天下无道”,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从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的日渐衰亡的一段历史过程, 并探讨其衰落的根源所在,试图恢复其心中的“王道”理想。所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人的心目中,“春秋”这一名称的内涵,就与“东周”大不一样,它所强调的重点不是周王朝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乱世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春秋》的叙事当中,王权叙事不是关注的重点,历代周王的去世顶多用“天王崩”三字概括,而周王的即位则根本不书,这也是“贬天子”的最明显体现。如果有关于周王的叙事,也基本上是对他们的批判,如《隐公元年》的“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天王狩于河阳。”如《襄公三十年》的“天王杀其弟佞夫。”都是在历数周王的过错,所谓“贬天子”是也。同样,“退诸侯”、“讨大夫”更是《春秋》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是孔子以一本书的名称定义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也让后人沿着孔子著书的独特视角来审视这一段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 从而达到以史明鉴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孔子的《春秋》书写,其意义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二) 孔子的《春秋》书写,整合并建构了一套话语体系。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书写历史,对历代的史官自有基本的要求,当然也就有一套日渐成熟的话语体系。同时,优秀的史官恪守职责,也会不断地弘扬优秀的书写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大夫崔杼杀害了国君齐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为了书写历史的真实,齐太史三人相继而死,但不改其志,还有勇于前往者,宁愿以死来坚守原则,书写历史的真实,这件事让我们在今天读来仍然肃然起敬。此事最能见出中国早期的史官精神和历史书写传统。所以我们看到,在《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中,对历史的记载都有些相同的笔法。如《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春秋•僖公二年》同样也记作“虞师、晋师灭下阳”。清华简《系年》第五章有“立六年,秦公率师与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的记载,《春秋•僖公十五年》也有“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的记载,鲁僖公十五年,正是晋惠公六年。可见在许多事件的记载上,《春秋》的书写可能就是对鲁史的照录,所以与其它史书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正如杜预所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其余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但孔子修《春秋》,毕竟是在旧史上的改写,是摘录和概括,要体现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所以就有了对旧史的书写的改造。所谓“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 因此,他在更多的地方都对旧有的历史书写进行了修改,“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这种修改,我们通过与《竹书纪年》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如《竹书纪年》曾记载了“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一事,《春秋•隐公元年》则记为“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同一件事,两者所记似乎一样,实则大有区别。首先是文辞上的省略,《春秋》所记文本以鲁史为本,所以在这里直接将鲁隐公省称为“公”。而两国结盟的地方本是鲁国的“姑蔑”,所以简称为“蔑”。从文辞省略的角度讲,也这可以算是“笔则笔,削则削”的典型案例了。其次是称名上的变更。按邾与鲁是两国结盟,所以《竹书纪年》将鲁隐公及邾庄公同等对待,都同样称为“公”。而《春秋》却将邾庄公称之为“邾仪父”,为什么不用同样的称呼呢?杜预说:“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名例在庄五年。邾,今鲁国邹县也。” 原来,按《左传》五年所解释的称名惯例,“名,未王命也。”也就是说,邾国虽然也是一个小国,但是它附庸于鲁,并没有得到周王授予的诸侯名号,所以只能称名。可是考虑到他能与大国鲁国主动求好,以求“息民”,这是善举,所以孔子在这里还是特别称呼他的字,这也是对他的褒奖。由此可见,将邾庄公称之为“邾仪父”,在《春秋》的书写中原来有这么多的讲究。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 这件事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则写作“天王狩于河阳”。按,这是春秋前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为了庆祝这次重大的胜利,向周王献俘,就在践土这个地方为周襄王建了一个临时的王宫,把周襄王召来。周襄王用当年周平王对待晋文侯的礼仪来接待晋文公,赏以重礼,颁发王命,赐晋文公为“侯伯”。按践土在河阳境内,此次周襄王到践土,本是晋文公召来的,是以下犯上的行为,所以《春秋》就用“天王狩于河阳”的这一方式来记载此事。孔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此事呢?《左传》对此就有说明:“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 杜预对此解释说:“晋地,今河内有河阳县。晋实召王,为其辞逆而意顺,故经以王狩为辞。” 《正义》在此基础上又做了更详细的解释:“此传称仲尼之语,即云‘书曰’,明是仲尼新意,非旧文也。杜以书曰为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圣人作法,所以贻训后世。以臣召君,不可以为教训,故改正旧史。旧史当依实而书,言晋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天王自来狩猎于河阳之地,使若猎失其地,故书之以讥王然。《释例》曰:‘天子诸侯田猎皆於其封内,不越国而取诸人。河阳实以属晋,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义在隐其召君之阙。’” “狩”的本义是天子冬季狩猎之名,《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而在“天王狩于河阳”这句话里,孔子却将其当作周襄王被晋文公召请到河阳的委婉表达。将其与《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比较,可见,“天王狩于河阳”的这一说法,典型地体现了孔子在《春秋》书法上的创造。这一创造意味深长,它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天子狩猎也只能在自己的领地,不能跑到晋国去,这里面包含着对周襄王的委婉的批评。其二是在这种委婉的表达中,又包含了对晋文公“以臣召君”的严厉批判。


由上述例证可见,孔子在《春秋》中所使用的书写方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传统史官的修辞手法,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对此,杜预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此即所谓的“发传之体有三”,即“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 正是这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春秋》一书的经典书法。而这种书法所以形成的方式,杜预将其概括为“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际备矣。” 从此,在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中,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书写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经过《春秋》“三传”的详细阐释和历代经学家的不断发挥与解说,对中国后世的史学与文学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孔子的《春秋》书写,总结并确立了中国史学精神。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国家很早就要设立史官,著史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让后人记住前人的历史吗?显然不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记载历史,学习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曰:“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可见,写史的功能主要是“居今识古”,“彰善瘅恶”。故通过历史以指导当下,在叙事和说理中“引经据典”,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成为先民的习惯。《左传》中记载当时人引用《夏书》就有十五次之多,如《左传·庄公八年》记载:这年夏天,鲁军与齐军与共同围困郕。郕却投降了齐军。鲁国大夫仲庆父就请鲁庄公讨伐齐军。鲁庄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这里的《夏书》指的是《尚书·皋陶谟》,鲁庄公引用这段话来说服仲庆父,说在这件事齐国并没有过错,郕人投降了齐军,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没有得到郕的信任,我们应该自己回去好好修德。又如《左传·哀公六年》记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这里的《夏书》指的是《尚书•五子之歌》,孔子引用它来评价楚庄王。古史之所以具有这种说理的功能,就是在前人的历史言行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智慧。这种经验与智慧,在客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与人物的言行中可以显现,但更重要的来自于后人对于历史有目的的选择与记述,这一点,从古人为书的命名和后人的阐释中就可以显示出来。如传为孔安国的《尚书序》就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孔颖达《正义》曰:“以所论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 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史书的基本认识,要通过古史来传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孔子之前,中国早期经典并没有具体作者,所以,关于这些早期经典中所包蕴的丰富内容,都依靠后世读者自己的心领神会。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古代的群体著书同样也包含着他们的群体智慧和群体认知,那些所谓的“大道”和“常道”,本身就是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先民早期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自然也会在早期的群体著述中形成一定的书写规则与用语规范。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不能看成是个人的历史见解。孔子修《春秋》,不仅是将早期的史官撰述转化为个人的史著,更明确地将中国早期史书的撰述本质做了系统的总结与阐发,并且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撰史主张。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从孟子的这些话里,我们可知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他要借用鲁史《春秋》的记事来阐述他的王道理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做了更为透彻的阐释: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按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句话最为准确地道出了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也客观地向我们说明了《春秋》一书的本质。它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对历史的理论阐释,他所表达的是孔子对历史的认识。其目的,是通过春秋这二百四十二年乱世的书写,“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是为了辨明历史中的大是大非,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也就是说,孔子编写《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历史的书写来惩恶扬善,渴望社会秩序重回西周的王道。这并非是司马迁有意将《春秋》神圣化,而是对《春秋》精神的最深刻思考。


以史明志,借古鉴今,惩恶扬善,追寻理想,从孟子到司马迁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这既是对孔子撰述《春秋》思想的最好阐释,也代表了后人对中国早期史学精神的最好探寻,并将其看作后人撰史的最高理想。《春秋》所以被后世奉为史学经典,最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公羊》《谷梁》继承了《春秋》所建立起来的新史观,并通过所谓“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揭示孔子体现在《春秋》中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精神。而《左传》则是对《春秋》精神的发扬,它用《春秋》的书写之法,将新史观融入到生动的历史叙事之中,从此开启了后世史学发展的方向。《史记》则是对《春秋》精神的全面继承,同时又将由《左传》而兴起的史学叙事模式系统化,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理想,更是在孔子史学精神之上的理论升华。直到北宋司马光著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仍然继承的是这一传统。


END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The Writ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Year of Duke Yin in the Chunqiu——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Early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Zhao Minli


本文为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JDZD025)阶段性成果。

原刊《中国文化》第63辑,脚注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