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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论坛·网络学术系列讲座之一:《中国早期书写形态及其文化功能》纪要

  如何看待早期中国的历史?传世典籍与新出土文献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学者在阅读、研究传世典籍时应该持何种态度?这是当下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2020年11月12日19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敏俐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早期书写形态及其文化功能》的线上讲座,深入探讨了上述问题,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进路,引发了观众的深入思考。本次讲座是中国诗学论坛网络学术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中国诗学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日本广岛大学联合创办的中国诗学联合研究中心举办。此次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傅道彬教授任对谈嘉宾,香港岭南大学蔡宗齐教授任讲座主持人。

 

   

 

  赵敏俐教授的讲座围绕着中国早期书写的三种形态,即甲骨文、金文、典册文献展开。首先,赵敏俐教授对甲骨文、金文这两种书写形态的起源及文化功能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甲骨文书写、金文书写这两种书写形式均植根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之中,其书写或与占卜相关,或与纪功祭祀等密不可分,皆具有某种神圣性。因此,甲骨文与金文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文献,但同时也都有其局限。如甲骨文周代以后即不为人所知,相对于《周易》即缺少体系性、总结性。再如金文的成体系研究也是近代才开始的。书写功能的不同,使得这些书写在汉代以后的影响远不如“五经”、“诸子”等“典册类书写”。由此,赵教授转入了对“典册类书写”的分析。典册文献的书写滥觞于夏商时期,相比于甲骨文、金文,典册类书写有更强的实用性。它功能多样、内容丰富,更多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早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与智慧,具有法典性质,也从此开启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早期建设。赵教授以《周易》为例,对典册文献的书写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发。通过对上述三种书写形态及其文化功能的分析,赵教授提出了对早期书写的历史分层及认识方式的反思,指出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不仅未能动摇传世文献记载,相反证明了要认识中国早期历史,传世文献仍是可依赖的最重要的文献记载。目前学术界对上古传世文献的怀疑混淆了早期典册文献书写与甲骨文、金文书写的区别。传世典册文献中以高度浓缩、典型塑造甚至神话的方式保存了很多中华先民残存的文化记忆,我们不能用后世“信史”的标准看待其所记载内容,相反,应该结合多学科的知识对典册类文献进行文化考古与精神考古。最后,赵教授总结道,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传世典册文献的历史价值得到了更好的显现。当代学者在充分三种早期书写文献的功能、特点,相互发明与参证,将会实现从物质考古到精神考古的深入。

   

  对谈嘉宾傅道彬教授从几个角度对赵教授的主题讲座进行了呼应。傅教授认为早期书写的三种形态揭示了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精神考古与原型批评也有共通之处。傅教授还将话题引向了对古典学的思考,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本质就是三代之学,本次讲演呈现了先秦文化内在的起承转合,对于古典学的建设有深刻的意义。

   

  赵敏俐教授的主题演讲与傅道彬教授的对谈引发了诸多观众的热烈回应。观众就秦始皇石刻的书写性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精神考古的内涵、三代之间的变与不变等议题提出了疑问。赵敏俐教授也逐一做出了深入的回应,对讲座中的一些议题进行了更为细腻的辨析与展开。

   

  虽然难免一些网络上的故障,但网络论坛的形式使得学术讨论跨越了地域的阻隔,全球各地的听众得以分享这次精神盛宴。我们相信,本次讲座的所引发的学术思考必将不断地引发回响。(桂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