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主页
您目前的位置: 首页» 新闻信息» 中心新闻

纪要|“早期文本的作者及其阐释”青年论坛

2026年9月19日至20日,“早期文本的作者及其阐释”青年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主楼第七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辉、姚苏杰担任召集人,并特邀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清华大学马银琴教授担任评议专家。论坛共分为五场,汇集了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16位青年学者,围绕“早期文本的作者及其阐释”这一核心议题,从早期文本的作者归属、书写制度、传播形态和作者观念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9月19日上午,开幕式由李辉教授主持,赵敏俐教授、马银琴教授及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依次致开幕词。赵敏俐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选题缘起,认为本次选题围绕“早期”这一关键词,兼顾宏观与微观,是对早期中国的文明形态、文化演进、经典生成等一系列重大命题的切实回应。接着回顾了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几次范式革新,认为近年来新兴学科的迅猛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并进一步号召与会学者勇担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马银琴教授回顾了自己和与会学者的学缘,肯定了本次论坛选题的多元性、前沿性,表达了对各位学者发言的殷切期待,同时强调各位学者自身也是学术论文的作者,探寻早期文本“作者”的历程,也是对自身作者身份的赋能。徐建委教授梳理了新世纪以来“作者”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新的生产方式呼唤古代文学研究重新转向对宏观问题的细致关切,从一个新的认识维度重审“作者”问题,正逢其时。


论坛第一场由南京大学黄若舜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以《从口头与书写的角度看作者问题》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首先回溯了“作者”问题在欧美学界的生成,主张以福柯“历史主义”的作者理论为基点,从历时层面进入不同知识体系探讨作者问题。徐建委以希腊古典学中的“作者”观念为例,分析了口头文化和读写文化的不同特质,以及其中“作者”的存在与否和地位之别,并由此反观中国的古典传统,分析了“作者”在《诗》《书》的解释体系与诸子的解释体系中的区别,并强调了“散文”创作与早期“作者”生成之间的潜在关联。

首都师范大学李辉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徐建委的报告延续了一贯的文明互鉴视野和对于新技术、新观念的活用,并指出《尚书》等记言文体可以作为关联口头与书写的研究对象,背后反映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时空语境和文本生成模式,可以借此切入对“作者”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华中科技大学付林鹏以《孔门传乐与儒家经典乐论的生成》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孔子与孔门传承的角度切入,探讨儒家经典乐论的生成,认为孔子“正乐”一定程度上重新确立了《乐》的经典地位,孔门后学在传习“乐”的过程中,又以乐论的形式对“乐”进行了深入阐释。此后的《荀子·乐论》和《吕氏春秋》中的论乐文本,都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乐论,直到西汉初期《乐记》一书逐渐累积成型。通过梳理这一历程,付林鹏提出《乐记》是一篇累积而成的复合型文本。

中国人民大学吴寒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吴寒首先承认《乐经》问题复杂而矛盾,指出司马迁论孔子“正乐”的材料较为有限。她还强调《吕氏春秋》《乐记》《荀子》等文本在思想路线上存在差异,应在文献对勘外进一步辨析乐论的传承与思想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侯金满以《先秦“古〈书〉传”考征》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史记·孔子世家》中出现的“书传”一词之含义谈起,梳理了历代学者对该词的不同解释,进而确立了从伏生《尚书大传》上溯先秦“古《书》传”的思路,归纳并分析了《尚书大传》中先秦书传遗存的五种不同形式,总结了早期解经体式演变的三个不同阶段,并将先秦“古《书》传”归纳为述古之传、说义之传、训诂之传、序书之传四种文本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徐建委肯定侯金满考证细腻、条理清楚,同时也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应关注章太炎对于“书传无别”的相关论述,应审慎辨析“书传”是一词还是并列关系等。他指出《孟子》一书的年代相对较确,可以作为讨论此问题的重要锚点。另,书传之所以产生、报告中归纳的不同形态,或源于西周贵族教育和两汉经学教育之间的形态差异。


华东师范大学印志远以《隐秘的底色:〈书大序〉思想观念的生成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认为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晋书》并非臧荣绪所修《晋书》,而是另有来源;《书大序》虽不像梅本《古文尚书》有较为明显的作伪痕迹,但通过考察其叙述语境和学术观念,仍能发现其思想底色是东汉至魏晋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学观念。然而正因其整合了汉魏经学的复杂观念,形成了一套允洽的学术逻辑,反而成为《尚书》学领域的主流。

中国人民大学侯金满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侯金满赞同《书大序》晚出、后人依托之说,肯定印志远从文本细节入手进行的理论分析,同时也补充了一些观点,建议结合敦煌写本和《太平御览》等文献,对经传分合等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第一场讨论最后,赵敏俐、马银琴二位教授依次进行了总结评议。赵敏俐教授认为徐建委为早期作者问题提供了口传与书写的双重视角,付林鹏对早期儒家乐论传承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侯金满细化了先秦书传的类型,印志远揭示了魏晋以来经学观念的整合,四篇报告都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赵敏俐认为,口头传统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文字出现后也未断绝,反而催生出“次生口语文化”,因此主张在考证真伪之外,应进一步关注中国文化源流与经典传承等问题。马银琴教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在先秦的礼乐背景下,“作者”是否为书写文化的产物仍需讨论。针对“乐经”问题,马银琴认为先秦的礼乐实践本身就具有“经典”意义,“乐经”实际代表着一套固定的制度形式和独特的传承体系。

论坛第二场、第三场分别由中山大学李冠兰、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主持。

南昌大学于浩以《〈诗经〉的作者——〈毛诗序〉作者问题与早期创作观的形成》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以海昏侯《论语》“作者其人”之言入题,从阐释学角度考察了《毛诗序》中有关作者的话语体系,归纳了《毛诗序》中出现“作者”的三种情况,并对前两种表述较明确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追索。他认为指明“作者”是《毛诗序》用以解释诗义的有意识行为,这种行为起到了落实时代背景、串联相关事件、凸显作者情感等作用,其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传播、著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冉雪立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冉雪立首先肯定了于浩对《毛诗序》中“作者”问题的细致梳理,认为《毛诗序》的作者著录方式或可成为诗序分类的新标准,对研究后世总集中“杂诗”作者的编撰也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他对《诗》的正变是否影响作者著录,先秦时“作”的词义应如何理解、《毛诗序》对不同阶层的作者如何书写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都师范大学李辉以《〈诗经〉“代言”创作及其阐释:以征役诗为中心》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首先指出“代言”形式关涉言说权力的不对等,接着以《东山》《四牡》等征役诗为例,逐层探讨了“代言”的叙事模式、思想动因及其在不同用途下的性质之别。他认为“代言”的创作姿态多样,又因其公共属性而被用以彰显王朝美政和礼乐光辉,“代言”说受到《毛诗》世次、正变、美刺等先行观念的影响,更多是《毛诗》维护整体文本秩序与经义体系的阐释工具。“代言”与“自作”在各个维度上均有差异,背后是不同《诗》学体系下创作机制与作者观念的分化。

南昌大学于浩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于浩认为李辉的报告不仅对代言体本身的面貌以及“代言”与“自作”之别做出了清晰细致的梳理,更敏锐地区分了作为创作事实和阐释工具的“代言”,令人耳目一新。同时提议延续钱锺书《管锥编》关于代言的讨论,并将中古时期的同类诗歌也纳入讨论范围。


郑州大学邵杰以《“校、得、作”的异向与〈诗经·商颂〉公案》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早期文献记载《商颂》的用词表述差异入手,重新梳理了《商颂》的年代与作者公案。他认为《国语》中的“校”和《毛诗序》之“得”同事而异辞,其背后是正考父于宣王时入周室校正“商之名颂”的事件,这些“商之名颂”的祖本则很可能是周公制礼作乐前保存在周王室的商朝祭祖颂歌。《史记》所谓“作《商颂》”以美宋襄公,从史学角度看存在疏误,但恰恰反映了言说者从经学立场出发对宋襄公遵守礼法的认可,其中蕴含着更深刻的经史之别。

华中科技大学付林鹏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付林鹏认为邵杰以“校、得、作”三个关键词切入《商颂》纷争,并且以经史之别阐释《史记》中存在的矛盾,都颇具创见。同时他也认为殷商祭歌传入周王室的时间仍可深化,《史记》经学转向与子书归名问题应区分,子书归始祖名下未必全属经说。


首都师范大学姚苏杰以《论〈小雅·六月〉的作者及其诗乐创制问题》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首先回顾了《六月》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而引入对张仲身份的探究。他抓住“饮御诸友”这一场景线索,通过考察金文中“逦”“御”“侑”三字的字义和用例,发现它们的语义均指向古代典礼中“助礼者”的职能,进而提出张仲应当是尹吉甫宴饮典礼中的助礼者。并通过张仲在诗中出现的位置、其人自称的方式、诗中关于张仲的表述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类似情况,论证张仲应当是《六月》的作者。据此,《六月》一诗也反映了公卿赞歌入《诗》的可能路径。

北京大学林甸甸对报告进行了评议。林甸甸认为姚苏杰在研究“张仲”身份问题时没有拘于传统视角,而是致力于发掘其作为“功能性角色”的意义,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同时报告中对于先秦宴饮仪式中“助礼者”这一身份的考察,功底扎实、逻辑严密,对研究相关问题有推进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吴寒以《刘勰“比显兴隐”说的理论建构及其历史命运》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早期“六义”解诗和《毛传》“独标兴体”之间的矛盾错位谈起,比较了两条解释脉络之间的差异。她认为刘勰将二者纳入了同一理论视野,并通过构建“比显兴隐”的理论话语,从生成和接受机制上对比、兴作出了区分。通过梳理汉代以降比、兴意义的转变,认为刘勰建构比兴理论,推动了比、赋二义的独立,也使得兴义逐渐销亡。

郑州大学邵杰对报告进行了评议。邵杰肯定了吴寒对比兴理论进行的溯源竟流的细致梳理,认为这体现了报告人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他也就一些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比如在汉代新的诗歌阐释实践中,比、兴是否还构成显与隐的对比,以及兴义的“销亡”是否应当限定在更确切的层面等。


武汉大学沈相辉以《“屈元”非“屈原”:〈元和四年刻石〉新诠与东汉务实思想》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首先对《元和四年刻石》的内容、性质、特点及其成因作了介绍,接着逐条反驳了“屈元即屈原”说的论据,力证刻石中“屈元”并非诗人屈原。他还对碑文中“屈元”所属的四言诗进行了解读,认为其中的“太子”指卫太子蒯聩,“屈元”为屈首之意,整句诗描述了子路在卫国内乱中结缨而死的典故,刻石内容也反映了东汉时期务实的思想倾向。

中央民族大学胡霖对报告进行了评议。胡霖首先肯定了沈相辉从“小材料”切入解决“大问题”的考证功夫,认为联系子路之死的事件解释“屈元”含义的论证逻辑严密。同时他也就碑文中部分文字的释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学胡霖以《有为言之:〈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解蔽》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首先梳理了关于“绝地天通”的文本谱系、前人解读,主张通过回到文本的具体语境理解作者意图。他认为此处观射父之言的出发点是楚国的现实危机,通过治乱循环的五阶段叙事,观射父将“绝地天通”定义为一个以秩序复归为核心的历史故事,进而为楚昭王整顿祭祀秩序张本。

中山大学李冠兰对报告进行了评议。李冠兰认为胡霖从“有为言之”切入,将“绝地天通”从历史叙述还原为政治话语的视角转换值得借鉴。同时认为应当留意“语”类文献的性质对文本最终面貌的影响,以及楚地巫风的历史来源等问题。


第二、第三场讨论结束后,马银琴、赵敏俐二位教授依次进行了总结评议。马银琴教授首先肯定了各位学者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虽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但读来仍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如《毛诗序》的作者和产生年代、《诗经》中“代言”现象的生成、“商颂”作为歌乐与文本的不同留存形式、公卿赞歌纳入“变雅”体系的原因、“兴义销亡”概念的适用限度、“有武无文”与汉代的思想风气、“绝地天通”概念之下具体的研究策略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赵敏俐教授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认为“代言”作为一种《诗》学阐释方式,其背后有客观的诗歌发展规律支撑;“颂”作为一种专名,在早期的经学观念中,主要指涉《诗》《书》中穆王以前的作品。

论坛第四场、第五场分别由南昌大学于浩、中国人民大学吴寒主持。

中山大学李冠兰以《东周“器主曰”铭文中的女性自述——晋姜鼎与禰加编钟铭所见书写模式及其承变》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以晋姜鼎和禰加编钟铭为例,分析了东周祭祀铭文中女性言说者的言说与书写模式。她认为这些铭文中的女性言说者,在沿用传统话语范式的同时,也藉由婚姻关系、宗族身份等特殊处境,拓展了自我的陈述空间。“器主曰”铭文的出现,反映了西周以来铭文记言模式的变化,言说主体从被记录的对象逐渐成为了书写者本身,而女性言说者的出现又进一步丰富了“器主曰”铭文内部的书写模式。

首都师范大学姚苏杰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姚苏杰肯定了李冠兰从铭文书写模式和文本结构入手的研究思路,同时指出周代文献中显示出的贵族女性间的权力传承问题值得进一步重视,此外他认为铭文中话语模式的沿用与改写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现象。


北京大学林甸甸以《笔削天文:从战国星经到〈汉书·天文志〉的常异之辨》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行星逆行这一天文现象入手,揭示了战国至汉代天文知识中“常”与“异”界限的不断变动。报告认为,早期的天文知识经历了从西周王官之学中以官守不同划分常异,到战国天学家通过观测经验化异为常,再到《史记》以“过度乃占”划定常异边界,最后随着经学“常事不书”义例的扩展,《汉书》系统删削天文常识并将常事异象分卷书写的复杂过程。《汉书》的分类方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天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格局。

华东师范大学印志远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印志远高度评价了林甸甸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夫和巧妙的研究视角选取,同时提出文献中的天文观测数据可能受观念影响而改动,天学知识的分合还可能受学术流派的分野影响,并对一些具体数据的引用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上海师范大学冉雪立以《简本传抄与早期语录文本作者归属问题刍议》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主要分析了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和安大简《仲尼曰》的不同文本性质,认为前者存在卷题分上下、卷中同义语录集聚等现象,有明显的汇编痕迹;而后者的部分章节出现了相较源文本的系统性缺失,且与《缁衣》存在结构性关联,表现出摘编属性。这两种不同的传抄实践,对文本的形态特征和作者归属产生了各异的影响。考察简本传抄的环节与形态,理解简本文献的“原创性”与“定制性”,对研究早期书写文化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对报告进行了评议。赵培认为冉雪立的报告展现了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对于“篇”“卷”等关键概念的辨析十分清楚,其中一些具体观点的论证也很有说服力。此外他还主张突破传统《论语》类文献研究的“篇本位”思路,探索以章、段为核心的研究新范式。


南京大学黄若舜以《“三统”与“四法”:〈三代改制质文〉作者考辨》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三代改制质文》的文本结构入手,将文章分为“三统”与“四法”两大板块。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质文》中具体内容的思想成分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对“用夏之忠”“从殷之质”等理论话语的含义作出了解读。基于此,他认为《质文》并非董仲舒所作,而是综合了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思想与“非董”一系的公羊学思想而成。因此产生的“夏文者主地”等一系列矛盾表述,为后世的经学阐释者留下了新课题。

武汉大学沈相辉对论文进行了评议。沈相辉认为黄若舜从“用夏之文”和“从殷之质”的矛盾出发考察文本生成过程的思路值得学习,同时针对《天人三策》在董仲舒思想中的代表性及其文本在流传中的变动情况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以《言公与自我:早期作者问题背后的历史语境》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考察了早期中国作者观念的生成与演变。报告首先回顾了近年来本领域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讨,并采用“言公”一词描述早期文本中作者缺席的状况,认为当时的文本多为世代相承的群体撰述,这种书写制度本身即是文本的“作者”。接着他分析了过渡阶段“述而不作”观逐步让位于“作以承圣”观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早期的经典作者形象具有一定的合成性,直到东汉魏晋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自我”书写。

南京大学黄若舜对报告进行了评议。黄若舜首先肯定了赵培以“言公”为线索审视作者观念生成的研究路径,其次强调早期文本当中“言”和“文”的区别,认为作者的生成与“文”所代表的书写文化关联性更强;最后他通过回溯中国文学的“拟圣”传统,对“言公”如何向书写“自我”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第五场讨论结束后,赵敏俐、马银琴两位教授进行了总结评议。赵敏俐教授首先肯定了各位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其次也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给出了建议,如建议各位学者在作单一视角论述之外增加比较视野,在考察文本流变的同时关注特定作者形象的建构,在论述单个文本的观念之外考察作者思想的主脉和全貌等。赵敏俐认为,当代学者应当加强对“建设性思想家”的研究,应当探究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写如何与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相互影响交融,应当加强海外汉学家与本土学者之间的交流互鉴。马银琴教授补充认为林甸甸的报告实际上指向了从战国到秦汉,特定的天文现象从科学问题演化为经学问题的复杂历程;在探讨《三代改制质文》时应当着重呈现文本内部思想的复杂性而非单纯讨论作者归属。


9月20日中午,论坛迎来了闭幕式。闭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姚苏杰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清华大学马银琴、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依次致闭幕词。姚苏杰首先代表主办方对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和评议专家的用心点评表示了感谢,同时也分享了自己与会的收获,认为本次会议将关注的重点从“文本的作者是谁”转向了“是什么力量在掌控文本”,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一种突破。赵培认为本次会议的论文大致呈现出三个面向,一是“作者”问题的重新提出与再考辨;二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三是对文本阐释史的细致梳理。赵培还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潜在的增长点和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展望。马银琴表示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的发言都非常值得学习,“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通过这两天的会议,自己收获了很多。赵敏俐表示本次会议是一次高密度、高质量、高水平的会议,所选的议题也非常具有延展性,希望本论坛能够形成常态并且越办越好。最后,论坛在欢快热烈的氛围中圆满闭幕。